傑登·克拉克第一次聽說「中國肽」是在去年的獨立日派對上。

在舊金山一棟維多利亞式宅邸的後院裡，一些二三十歲的科技從業者在陽光下圍聚在一起烤肉，現場還有一面巨大的美國國旗。一家人工智慧企業的創始人提到自己直接從中國廠商購買藥物，價格低廉。人群迅速圍攏過來，爭相分享自己獲取用於減肥、提高效率和健身等各種藥物的管道。

27歲的克拉克在健身圈見過各種注射潮（他自稱「健身宅男」，社交平台X上的帳戶是@creatine_cycle），但聽到AI圈的人也在談論這些，還是讓他很驚訝。

「這個在舊金山度過的長週末讓我學到一件事：那些精英們都有自己的中國肽供應商。」主持一檔科技文化播客的克拉克在X上發文寫道。「中國肽」這個說法很快就變成了一個網路熱梗。

從「駭客之家」到創業公司的辦公室，甚至還有由供應商贊助的「肽派對」，灰色市場的肽類產品最近席捲科技圈的各個角落。最近在舊金山Frontier大廈舉辦的一場活動上，還有一個自己調配肽的工作坊，現場DJ播放泰克諾電子舞曲的同時，背景螢幕上投射著化學結構式，這場派對的著裝要求是「瘋狂的未來賽博龐克風服裝」。

肽是由氨基酸組成的短鏈分子，在人體內起到調節激素和減少炎症的作用。它們最廣為人知的身份是GLP-1藥物中的那個「P」——這類藥物包括諾和泰(Ozempic)和韋戈維(Wegovy)等減肥神藥，它們通過模擬一種抑制食慾的激素，徹底改變了減肥行業。

但在矽谷的前沿地帶，一系列未經證實、缺乏監管的肽製劑悄然盛行：人們嘗試用BPC-157和TB-500通過刺激新血管生長癒合損傷，用催產素來改善眼神交流（OpenAI的一名研究員稱其為「自閉症患者的諾和泰」），用埃皮塔隆(epitalon)改善睡眠，還用仍處於臨床試驗階段的下一代減肥藥瑞他魯肽(retatrutide)來達到從抑制食慾到提升專注力等各種目的。

根據美國海關的數據，2025年前三個季度從中國進口的激素和肽類化合物總額約為3.28億美元，幾乎是2024年同期1.64億美元的兩倍。這其中包括調配藥房和灰色市場供應商對GLP類藥物、美拉諾坦II以及其他肽製劑的的需求。

除了用於減肥的GLP-1類藥物，其餘肽製劑均未獲得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用於人體。由於多數肽類易於合成且不直接針對特定疾病，製藥公司對相關臨床試驗投資意願不足，這催生了繁榮的灰色市場。

科技投資人、物流業獨角獸Flexport的聯合創始人戴維·彼得森描述紐約的生物駭客（所謂生物駭客，是指通過各種養生法和補充劑來提升身體機能的人）聚會場景時稱：「每週都有人帶來新玩意兒，大家就會集體注射。」他開玩笑說：「看起來像一群海洛因癮君子。」自2018年使用肽製劑以來，他聲稱埃皮塔隆為自己每晚增加了「一個半小時」睡眠，而促進黑色素生成的美拉諾坦(melanotan)治癒了他的酒渣鼻。

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警告稱，許多肽類因可能含有雜質並引發免疫反應而存在「嚴重的安全風險」。該機構也已禁止藥房對它們進行復配，儘管執法力度參差不齊。

個人使用肽製劑在美國屬合法行為，但多數醫生持反對態度。「這既缺乏依據又極為輕率，」斯凱瑞普斯轉化醫學研究所所長埃里克·托波爾博士表示。該機構是以精準醫療為核心的研究中心。

實驗性肽注射偶爾會導致醫療緊急情況。去年7月，兩名女性在拉斯維加斯抗衰老節接受肽注射後，因出現舌頭腫脹、呼吸困難及心率加速而送醫治療，她們具體注射了哪種肽尚不明確。

儘管如此，對部分科技界人士而言，使用肽製劑體現了對無限自我優化可能性的信念。克拉克指出，在某些人看來，肽製劑提供了誘人的捷徑：「如果我可以每天在研究工作中乾16個小時，何必在健身房苦練六週？"

這同時折射出矽谷的一種思維模式——有些人認為，既然他們是塑造世界的創新者，他們就無需聯邦監管機構或醫學專家的指導，因為他們這是在進行自己的實驗。

這些藥物可以直接從中國的工廠購買（中國是全球肽製劑的製造中心），也可以通過美國中介網站購買，這些中介負責進口並進行檢測。肽製劑到貨時以粉末形式裝在小瓶裡，上面標著「僅供研究使用」，但這類警示只是法律上的遮羞布。使用者將肽粉與無菌水混合後自行注射，通常用的是從亞馬遜買來的胰島素注射器。

灰色市場肽製劑的經濟吸引力毋庸置疑。直到不久前，像諾和泰和替西泊肽(Zepbound)這樣的處方GLP類藥物每月可能要花1000多美元，而「研究使用」的替代品只要五分之一的價格。

據追蹤醫藥產品違規網路營銷的LegitScript公司研究主管傑拉德·奧爾森透露，未經授權的肽類製劑的網路廣告在2022年到2024年間增長了近八倍。舊金山的私人醫生保羅·艾布拉姆森博士表示，他發現2025年肽類使用量顯著上升，尤其在科技行業的年輕男性群體中。

雖然減肥仍是肽使用最主要的驅動力，但部分患者正嘗試微劑量GLP-1療法——期望通過極小劑量對抗其他成癮行為：酒精依賴、過度電玩遊戲或網路購物。儘管尚無臨床試驗支持微劑量療法的有效性，但個例傳聞對某些人來說很有誘惑力。

「這看起來就是一種對『認知極限拉滿』的痴迷，」對肽類仍持懷疑態度的克拉克說。

41歲的安妮婭·格蘭特白天是AI計費初創公司的聯合創始人，夜晚則化身業餘肽類部落客。2023年，在朋友指出GLP-1藥物可以緩解工作壓力引發的暴食後，她開始微劑量注射司美格魯肽。她稱效果顯著，自此墜入個人肽研究的"兔子洞"。

在諮詢了一位運動表現醫生後，格蘭特又在自己的方案中加入了另外五種肽：MOTS-c、埃皮塔隆、GHK-Cu、伊帕瑞林(Ipamorelin)和親吻肽-10(Kisspeptin-10)。她期望它們能改善新陳代謝、促進肌肉增長、改善皮膚狀況、提升睡眠質量、增強精力以及激素調節等。她直接從中國製造商那裡訂購這些產品，每套價格在50到100美元之間（只有美國經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實驗室價格的十分之一），然後再額外花250美元把樣品寄到捷克的一家實驗室Janoshik Analytics進行純度檢測。

當被問到是否有生物學背景時，她笑了。「完全沒有，」她說。像許多肽愛好者一樣，她主要從口耳相傳的經驗、Reddit討論串、播客以及和ChatGPT的對話中獲取信息。「這就像優化搜索引擎排名，不過是另一個可供調試的參數，」她說。

還有幾位創始人把自己對未經測試的肽製劑的開放態度，比作他們對商業風險的容忍。

格蘭特在部落格文章中採訪過的艾布拉姆森對此持保留意見。他對她說：「這不像投資一家有衝勁的初創公司，更像是憑一份炫酷的融資演示稿，就把錢匯給未註冊的離岸空殼公司。」

托波爾在其關於醫療虛假信息的Substack通訊專欄中報導這類趨勢，擔憂人們會將GLP-1類藥物的成功盲目套用到數十種未經測試、毫無關聯的肽類藥物上，在此過程中使自身暴露於藥物污染和長期健康風險之下。

「『自行研究』這種做法暗藏諸多隱患，」托波爾表示。「如果他們真的算得上合格的公民科學家，就該清楚科學驗證的標準是什麼：隨機安慰劑對照試驗、與藥企無利益關聯的同行評審論文。而絕大多數這類肽類藥物，都沒有經過任何此類研究的驗證。」

托波爾指出，這種業餘生物駭客行為的根源，在於公眾對醫療機構的信任度日漸下降，新冠疫情後，這種不信任感更是愈演愈烈。在人們對FDA失去信任的背景下，安德魯·休伯曼、喬·羅根等健康領域網紅將實驗性肽類藥物的使用推向了主流。其中羅根本人還接受推銷「臨床醫生監督肽類療法」的Ways2Well公司贊助。

2024年10月，現任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部長小羅伯特·F·甘迺迪在社交平台X上發文，承諾將終止對肽類藥物的「強行打壓」。（拜登政府執政期間，FDA曾對部分肽類藥物銷售商採取過執法行動。）不過，儘管川普政府將口服GLP-1類藥物納入FDA優先審評名單，並批准了Wegovy的片劑形式，但尚未對其他類型肽類藥物採取放寬監管的措施。衛生與公眾服務部的一名發言人表示，該部門「無法對未來的政策決策發表評論」。

一位29歲的創業公司創始人已使用處方GLP-1類藥物近兩年。用藥後她的體重有所下降，但副作用也隨之而來——頻繁出現情緒低落的波動。「我一度連起床工作都做不到。」她這樣說道。（出於擔心用藥經歷會影響職業前景，她要求匿名接受採訪。相較於減肥者，通過這類藥物提升工作效率的「生物駭客」們似乎更願意公開談論相關話題，這也反映出社會對減肥用藥的污名化程度更深。）

對這位創始人而言，減肥帶來的健康益處大於潛在風險。她坦言承受著職業壓力，必須在鏡頭前保持良好形象。「我看了大量發布會影片，」她說。「現在我明確發現，那些創始人裡幾乎沒有超重的人。」

包括這位創始人在內，多名非適應症使用肽類藥物的人士都表示，川普政府在藥物監管方面採取的相對自由放任政策讓他們感到振奮。這一態度與巴拉吉·斯裡尼瓦桑、喬·朗斯代爾等矽谷領軍人物的觀點不謀而合，這些人曾指責FDA的監管機構過於謹慎。

但這種心態讓醫學專家們深感挫敗。

「FDA的職責，就是保護患者與消費者免受無良醫療從業者的侵害——這些人會把危險產品賣給毫無防備的民眾，」哈佛醫學院教授、醫療監管領域專家亞倫·凱塞爾海姆博士表示。「我認為這些人正在做一些對自身健康有害的事情，我的依據就是：目前沒有任何證據證明這些東西是安全有效的。」

但從創業公司創始人的視角來看，「與其依靠這套耗時十年、試圖面面俱到保護所有人的體制，不如讓那些瘋子去嘗試這些新奇的肽類藥物，最終再讓成果惠及我們所有人。這樣一來，或許我們都會過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