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登上從洛杉磯飛往廣州的航班之前，加州律師薛良權就知道這次的行程會很麻煩。

薛良權現年37歲，今年1月，他打算探望住在山東省東部的父母，自新冠病毒大流行開始以來，他們就沒有見過面。他花7600美元購買了機票，按照入境要求向中國當局提交了陰性檢測結果。抵達後，他必須進行三週的隔離。

即便如此，他也沒料到自己將要承受如此多的磨難。經歷了卡夫卡式的霉運以及與中國毫不妥協的防疫規定的摩擦，薛良權接下來的三個月將在隔離中度過，在醫院和酒店之間來回反覆。

從一輪隔離中放出來後，他發現自己立即被安排進入另一輪隔離。在回程航班之前，他在中國的自由時間有兩天左右。他根本無法去見父母。

「對我來說這個像一場噩夢一樣，」薛良權在加州接受採訪時說。他本月早些時候回到加州，並在社群媒體平台微信上寫了一篇關於他的經歷的文章。

「如果說我不把它記錄一下，那就真像一場夢一樣了。1月1號我在洛杉磯的床上做了個噩夢，我4月1號醒來還是在洛杉磯床上。好像這段時間沒有了一樣。」

兩年多來，中國一直堅持世界上最嚴格的防疫隔離措施，堅定不移地追求清零。武漢這個大流行病開始的城市曾被封鎖了兩個月。上海目前正在抗擊該市最嚴重的一波新冠疫情，已經停擺了兩週。進出中國的國際旅行幾乎不存在。

這些限制在國內外引起了很多爭論。就連薛良權在中國社群媒體上廣為流傳的發文也引起了兩極化的反應：有的讀者表示驚恐，有的人說這是喜劇電影的極佳素材，還有人抨擊薛良權根本不該回國，譴責這是一個自私的決定，有可能帶來病毒。

出生在中國並於七年前移居美國的薛良權毅然保持中立。

「我沒有埋怨任何人的意思。任何人、政府、機構，」他說。「怨的是我個人太倒霉了。」

他命運多舛的旅程始於1月2日，當時他攜陰性核酸檢測結果從洛杉磯起飛。在廣州，他再次接受了檢測，然後被送往隔離酒店。他的房間讓他感到驚喜——房間裡甚至還有一個大按摩浴缸。他想，也許接下來的幾週就像是一個小型假期。

但事實並非如此。就在他準備躺下休息時，他接到了一個電話，通知他在機場的檢測呈陽性。救護車將把他送往醫院。

薛良權費勁地穿上了留在房門口的全身防護服。呼吸使他的眼鏡和面罩蒙上了一層霧氣。「只看到防護面罩上的水珠不斷流下來，」他在文章中寫道。

在接下來的四個星期裡，他在醫院度過，與另外兩名病人住在同一個病房。他每天都與父母影片聊天，讓他們放心，他的癥狀是輕微的。他給他的食物拍照，讓他們看他吃得很好。（薛良權說，實際上，他只拍最好的飯菜，這樣他們就不會擔心。）他為自己開的律師事務所遠程工作。

農曆新年是中國最重要的假期，他本來希望與家人共度，而在1月31日除夕這一天，他獨自一人躺在床上，在平板電腦上看春晚——一場在電視上播放的盛會。

病友之間沒有什麼交流，薛良權說，大家都沒什麼心情社交。

「一開始就比較崩潰、抑鬱，」他說。「你只能是煎熬。你只能在有限的範圍內把你的每一天的生活安排好，該洗澡洗澡，該刷牙刷牙。」

2月1日，他出院了——並被轉移到另一個醫院，這個醫院為康復患者進行兩週的「醫學觀察」。

但即使在那之後，他的磨難也只經歷了一半。

離開第二家醫院後，薛良權飛到上海，他在那裡有親戚。（他放棄了去山東，因為當時那裡的隔離規定比上海更嚴格。）他在那裡按照當地的規定做了核酸檢測，結果是陰性的。一個月來，他第一次獲得自由。

自由持續了兩天。2月19日，廣州疾控的工作人員通知他，與他從上一家醫院同乘巴士的一名男子的檢測結果呈陽性。這讓薛良權成為了密切接觸者，這意味著他現在不得不在酒店隔離14天。

然後，在3月6日——也就是他將被解除隔離的那一天——他又接到了一個電話。工作人員告訴他，他的檢測結果再次呈陽性。薛良權要求提供證據。但他說，對方拒絕了。

「最讓我難熬的就是不確定性，」他說。「當我認為我這個階段已經結束，正要自由了的時候，新的噩夢又來了。」

於是，一個薛良權已經非常熟悉的程序再次開始了。在醫療機構隔離兩週。然後在酒店隔離兩週。

終於，在3月31日，薛良權自由了。但是，他的經歷讓他筋疲力盡，他放棄了見到父母的希望，並預訂了4月1日返回美國的航班。他唯一見到的親戚是他在上海的弟弟。

薛良權原本會崩潰：他說，生活在海外，他一直懷念家的感覺，甚至成了一種執念。但數週的隔離給了他一個新的視角。

「我們想回家想團圓，讓已經分開的生命生活有個交集，大家尋找一下過去。其實已經努力了，如果沒有達到，我也沒有什麼遺憾，」他說。「我還是要為我自己負責，我不可能為了這個交集，我要犧牲另外一個三個月。」

薛良權對中國的管控表示理解。他說，這個國家的人口如此之多，老齡化速度如此之快，與病毒共存可能是災難性的。

但是，他自己在限制放鬆之前不會嘗試再回來。

「否則的話，我覺得會有心理陰影的，」他說。「確實比較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