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行了三年代價高昂的新冠「清零」政策後,中國的地方政府面臨財政危機,被迫突然修改國家的醫保制度,消減公民享有的福利,引起了民眾的憤怒。
最近幾天,數以千計的老年人聚集在各地的公園和其他公共場所抗議這些改革措施,他們是受影響最大的群體。從寒冷的東北城市大連,到與大連相距2400公里的亞熱帶城市廣州,再到新冠病毒大流行於2019年底開始的地方——中部城市武漢,都出現了抗議集會。
最緊迫的問題之一是,覆蓋許多人住院治療費用的政府醫保基金已經花光。這些基金來自對僱主的徵稅,如今正面臨著巨額赤字,按照法律要求,地方政府需要彌補這些赤字。
為了騰出錢來幫助醫院度過困境,市政當局已開始減少對醫保個人帳戶的投入。中產階級用個人帳戶來支付醫藥費和門診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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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公眾對這些變化的反對還沒有達到去年11月下旬反對新冠「清零」的示威活動的規模(政府已在去年12月初取消了大規模核酸檢測和封控的嚴格政策),但它們凸顯了許多中國人的幻滅感。經濟快速增長時向老年人承諾的福利正變得越來越不可靠。
「個人帳戶就是我們自己的錢,」現年59歲的陳廣遙(音)上週說,他是武漢一家國企的退休職工。他沒有參加2月15日和16日抗議活動,但他說,他和那些參加抗議的人一樣憤怒。
北京一家醫院的發熱門診。中國人中只有約四分之一能用個人醫保帳戶支付門診費用。
北京一家醫院的發熱門診。中國人中只有約四分之一能用個人醫保帳戶支付門診費用。 Andrea Verdell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你不能通過醫改,你不能想著這個心思上,把人家錢拿了,絕對不行,侵佔了人民的利益,」正在一個公園裡練習薩克斯的陳廣遙停下來說道。
為節省醫保費用,各地政府採取的做法略有不同。武漢當局正試圖通過把更多醫療機構和藥店納入職工醫保門診統籌結算範圍,來減輕個人帳戶大幅削減帶來的衝擊。
對醫保改革的憤怒凸顯出中國地方政府普遍存在財政緊縮的狀況。在執行北京下達的政策時(比如「清零」政策),地方政府往往是承擔代價的一方。
除了在疫情期間承擔「清零」的額外代價外,地方政府還面臨著人數迅速增長的退休人員越來越多的醫保需求。然而,地方政府的主要財政來源已經萎縮,因為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的房地產市場震盪,導致房地產開發商減少了購買公共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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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公務員和教師被拖欠工資或減薪。與地方政府有關聯的實體已出現拖欠還貸或試圖重組債務的情況,這可能會迫使銀行和其他貸款方蒙受損失。
但是,醫保的變化讓人們有了非常切身的感受。
中國14億人口中有四分之三的人沒有醫保個人帳戶,包括農民、農民工和其他從事低收入職業的人以及兒童,這些人必須依賴被稱為居民保險的最基本保障。
在中國,大約四分之一的人口擁有醫保統籌基金和個人帳戶,其中包括許多國企的在職員工和退休員工,以及民營企業薪酬較高的員工和退休人員。公務員只佔人口的很小一部分,除了醫院保險和醫保個人帳戶外,他們還有補充保險,羅格斯大學研究中國醫保制度的政治學副教授黃憲(音)說。
上海一家醫院的走廊和大廳裡擠滿了病人。在疫情期間,政府允許僱主減少繳納醫保基金。
上海一家醫院的走廊和大廳裡擠滿了病人。在疫情期間,政府允許僱主減少繳納醫保基金。 Qilai She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不屬於公務員隊伍的個人帳戶持有者,也就是現在正在發起抗議的群體「不是最有特權的群體,但仍是特權群體」,黃憲說。
疫情期間,中央政府允許很多企業減少對員工醫保統籌基金的繳款,這個強制性繳納的健康保險基金是用來支付住院費用的。在企業減少繳納保險基金的同時,新冠病毒大流行導致住院費用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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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規模的抗議活動發生在武漢並非偶然。
2020年1月,武漢的醫院對新冠疫情第一波數以千計的感染者進行了醫學隔離和治療,這種做法雖然成功地消除了感染,但成本極其高昂。中央政府隨後宣布將在三年內對住院保險進行全面改革。
中國人口結構的變化讓這項工作變得複雜。中國現在每天出生的人口比20世紀80年代後期下降了近三分之二。工作年齡的人口越來越少,他們要為越來越多需要更多醫療服務的退休人員貢獻醫保基金。
中國各地的城市現在正在削減從統籌基金轉入退休人員個人醫保帳戶的金額。武漢將轉入個人帳戶的金額減少了三分之二以上,步子邁得尤其大。
地方政府也在引入或提高起付線。武漢退休人員的醫保起付線是每年500元,在職人員的醫保起付線是每年700元。
中國城市退休人員的平均年收入約為4萬元,不包括個人存款。農村退休人員的生活費要低得多。
北京一家藥店外排隊的民眾。地方政府已開始要求人民支付未達到醫保起付線的費用,比如藥費。
北京一家藥店外排隊的民眾。地方政府已開始要求人民支付未達到醫保起付線的費用,比如藥費。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社會政策專家對醫保制度的變化持謹慎歡迎的態度。
「經過多年拖延後,政府需要改革一個極度分散和不平等的社會保障體系。目前的醫保為武漢抗議者這樣的人提供相對較好的福利,為農民或沒有正式職業的人提供的福利非常少,」密西根大學研究中國勞工和社會問題的教授高敏(Mary Gallagher)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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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歲的楊清明(音)當了一輩子保姆,從來沒有資格參加職工醫保。她退休後住在武漢,她和四分之三沒有醫保的中國人一樣依靠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她每月只有2100元的生活費,其中一半花在治療高血壓和糖尿病上。她的保險幾乎不報銷她的藥費。
她說,她最近做的膽結石手術花了約一萬元,保險僅支付了不到三分之一的費用。她說,因為沒有錢,她已經推遲了結腸炎手術。
「不去治,疼得受不得了;要看病,又看不起,」她說。
武漢推出的新醫保制度允許參保職工用個人帳戶中現有的錢支付父母、配偶或子女的醫療費用。
武漢一個公園裡的健身民眾。該市的一名退休人員說,她每月收入的一半花在藥費上。
武漢一個公園裡的健身民眾。該市的一名退休人員說,她每月收入的一半花在藥費上。 Keith Bradsher/The New York Times
中國城市的許多老年人認為,他們年輕時生活艱難,因為那時中國很窮。那些擁有職工醫療保險的人認為,他們幫助建設了今天相對繁榮的中國,他們對於犧牲個人帳戶資金的要求感到不滿。
「因為社會主義國家到今天,是我們老一輩創造的,」一名自稱參加了武漢最近的抗議活動的老年人說。為避免遭到警方報復,他不願透露姓名。
中國有些人贊成提高稅收以提供更多的社會福利,穩定地方政府的財政。中國幾乎沒有財產稅,除了在包括上海在內的幾個城市收取很少的財產稅外。中國也沒有遺產稅或投資收益稅。
北京一家發熱門診。有人提議用增加稅收的方式來提高社會服務和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
北京一家發熱門診。有人提議用增加稅收的方式來提高社會服務和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上個月,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發表講話時,仍具有相當影響力的中國前財政部長樓繼偉呼籲更廣泛地展開徵收房地產稅的試點工作。
摩根士丹利首席中國經濟學家邢自強表示,徵收房地產稅無法提供救助中國地方政府所需的足夠資金。他預計,地方政府將不得不出售它們眾多資產中的一部分,例如酒店和會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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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保困難只是中國快速老齡化帶來的一個更大問題的冰山一角。
養老金也由地方政府負責,政府機構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也曾允許許多僱主減少繳納養老金。
「醫保問題是第一章,」邢自強說。「退休的人越來越多時,養老金是第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