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婦女來自不同的村莊，上午10點剛過，她們就聚集在當地的農業農村局門外。其中一位有一份做腸粉的工作，上午專門請了假前來。一位是旅遊從業者。還有一位剛退休不久。

她們一共有九人，在仔細地檢查了文件後，她們走了進去。在一間燈光昏暗的辦公室裡，她們把三名官員緊緊圍住，要求解釋為什麼政府發放的補助沒有她們的份，這筆數十萬的款項本應發放給每位村民。

「我一出生就該擁有的，為啥我是半途沒有？」其中一名女性問道。

正是這個質疑將這些生活在中國南方省份廣東的女性團結了起來，她們加入了全國各地一個正在壯大的農村女性群體，以對抗長期以來剝奪她們土地權的習俗——這一切都是因為她們所嫁的對象。

在中國的大部分農村地區，如果一個女性嫁給了外村的男性，就成了「外嫁女」。對於村裡來說，她不再是其中一員，即使她繼續住在那裡。

這造成了村委會——一個在理論上面向所有成年人但通常由男性主導的決策機構——可以拒絕她獲得村裡提供的福利，比如醫療保險，以及政府徵用土地時給予居民的補償金。（男性無論跟誰結婚，都有資格獲得這些補貼。）

現在，女性們正在反擊，這成為了女性權利和公民社會的一個罕見亮點。她們正在提起訴訟，向官員陳情，因為她們堅信自己應該得到更公平的對待，而且政府也越來越認可她們的權利，這些都激勵著她們。

在此過程中，她們挑戰了幾個世紀以來將女性定義為男性——無論是婚前的父親，還是婚後的丈夫——附屬品的傳統。儘管國家在迅速實現現代化，女性開始接受教育，有時甚至成為家庭經濟支柱，這種觀點卻仍然存在。

她們還暴露出執政共產黨的言行不一。許多由共產黨控制的法院拒絕受理這些女性發起的訴訟。即使打贏官司，地方官員也拒絕執行這些裁決，因為他們擔心引發社會動盪。在這些案件中，女性因追求自己的權利而受到騷擾、毆打或拘留。

我和一位同事見到了這群廣東的女性，並陪同她們前往農業局，之後沒過多久，有的參與者告訴我們有官員找到了她們，有參與者則說不能再出現在本文中。出於安全原因，《紐約時報》僅以姓氏稱呼這些女性，並略去她們所在的具體地方。

通常，外嫁女的訴求會被直接駁回。在前面提到的那個農業局——該部門也負責土地分配，一名身穿藍色馬球衫的中年男性官員試圖將這些女性趕走。

「是因為你們自己自然村的問題，不是我們的問題，」他說。當這些女性指責政府忽視她們的困境時，他警告說：「不要亂說話。」

一位女士嗆回道：「怎麼可以把它全放到一個小村莊裡面去的，要你們幹嘛的呢？」

長期以來，中國女性一直受到歧視，但在經濟飛速發展後，這種不平等帶來的財務影響變得更加明顯。

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實施市場改革以來，政府開始徵用農村土地用於建設工廠、鐵路和購物中心。作為交換，村民們獲得了補償，通常以新公寓或從土地未來使用中分紅的形式。

政府規定，女性村民應獲得平等補償。但對於「成員」的定義卻留給了男性主導的村委會，而在許多村委會看來，有一個群體不符合資格：外嫁女。

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女性因婚姻而被剝奪了土地權，但隨著人口流動性的增強，跨省——不僅僅是跨村——的婚姻在不斷增多。政府支持的調查顯示，多達80%的農村婦女——數以億計——沒有被列在本村的土地文件上。這使得在糾紛發生時，例如嫁給了外村人，她們很難為自己的主張辯護。

幾十年來，這種情況下的女性幾乎沒有追索權。一些人認為被剝奪權利是正常的。但有跡象表明，隨著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找到更多相互聯繫的方式，一種悄無聲息的抵抗正在展開。根據官方數據，涉及「外嫁女」一詞的法院判決書數量從2013年的450起躍升至五年前的近5000起。

然而，許多村莊仍然固守傳統。

中國西南部城市南寧的一個村莊在反駁2019年的一起訴訟時聲稱，外嫁女不再靠土地生活，因此沒有資格成為村民。（離開村子的男性則不適用這個標準）。

中國東部山東省的一個村莊在回應2022年的一個訴訟時說得更為直接。「外嫁女不能享受我們的財產福利，」它在法庭文件中說。「這就是我們過去20年的做法。」

關於女性遭受的經濟損失目前還沒有權威的估算。但特別是在繁榮的沿海地區，損失可能是巨大的。在港口城市寧波，根據官方文件和當地的平均房價，在2022年的村莊拆遷中，外嫁女被剝奪的公寓價值可能高達400萬元。

學者們指出，無法證明土地權利的女性在投資或獲取創業貸款方面也面臨更多困難。

我想親眼目睹女性是如何爭取土地權利的，一位法律專家建議我去廣東。那是最早城市化的省份之一，也是外嫁女行動格外積極的地區之一。

在我去過的城市，經濟轉型的跡象比比皆是。在曾經支撐著當地經濟的豐饒稻田旁矗立著高鐵站。兩層的鄉村住宅已經被有圍牆的住宅小區所取代。

我到來的時候，幾位外嫁女聚集在一間客廳裡，計劃第二天去農業局。其中一位與會者姓馬（音），儘管已經退休，但一身工裝加上馬尾辮讓她顯得很年輕。

幾十年前，她所在的村子將魚塘承包給一家私人公司後開始分紅。但在1997年，馬女士嫁給一名外地人，從此就沒有了分紅。即使幾年後她離婚搬回家，村裡的仍然拒絕給她發放分紅。

馬女士沒有法律經驗，也不知道該向誰求助。其他村民指責她索取不屬於她的東西。她的兄弟們叫她不要小題大做。

她買了一本中國民法典自學。她多次致電並拜訪政府部門，但他們拒絕受理她的案件。「等人家出頭你啥都沒有，」她說。

然後，漸漸地，越來越多的女人開始採取類似的措施——不僅是在廣東，在中國各地都有。有時，她們會遇到同情她們的官員，有些人還打贏了官司。

隨著消息傳開，馬女士和附近的其他幾十名女性通過口口相傳找到了彼此。她們沒有領導者，只有零星的聚會。她們估計，在她們的村子裡，數以千計的鄉村女性被剝奪了土地權，她們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儘管如此，她們不斷增加的人數給當地法院帶來了壓力。馬女士的案件於2020年被受理，其他女性的案件也被受理。

客廳裡另一位姓李（音）的女士笑著說：「現在很多法院開庭都開到怕。」

李女士與一位來自湖南省的工廠工人結婚後一直留在村子裡，兩人是在男方來這座村子附近工作時認識的。現在，她一邊做腸粉，一邊去法院打官司，爭取五年前結婚以來一直被拒付的約35000元。

老一輩的女性花費數年時間尋找合適的投訴管道，但年輕的一代表示，別人的經歷給了她們某種意義上的指導。20多歲的霍女士（音）得知，村裡從2020年起中止了她的待遇，她立即起訴了她的村子。（當她生完第一個孩子後，醫院說她不再享有由該村出資的醫療保險，她才知道這個情況。）

李女士和霍女士的故事反映出年輕女性對於自己應該在哪裡生活享有了更大的發言權。傳統上，女人會搬到丈夫家裡；老一輩的外嫁女只有在離婚或喪偶後才會回鄉。年輕的女性開始接受把丈夫帶回自己的村莊，部分原因是為了維護她們的獨立性。

「女孩子的退路，」目前在建築行業工作的霍女士說。「說句不好聽的，有個萬一的時候起碼有個自己的家。」

單純從法律上看，這些女人的官司是有機會的。學者們的分析發現，在這些案件中，許多法院做出了有利於外嫁女的裁決。

但這些都是法庭審理的案件，而不是那些被法官駁回或被官員強迫進行庭外調解的案件。村裡經常拒絕接受對他們不利的裁決——廣東那幾位女性就遇到了這種情況。

政府機構經常表示，他們不能強迫村委會遵守規定，理由是尊重村民自治，這是中國法律對村民某些民主權利的名義保障。（實際上，黨仍然保持著控制權。）廣東的幾位女性說，她們在政府辦公樓外舉行小型示威，但被強行驅散了。

但今年6月，中國通過了一項法律，重申村委會可以繼續決定誰是村集體的成員，也就是誰有資格獲得土地權利。女性權利倡導者呼籲法律明確規定女性是村成員，無論其婚姻狀況如何。

北京千千律師事務所從事婦女土地權維權工作20年的律師林麗霞說，由於外嫁女仍然是一個相對較小的群體，政府沒有什麼動力去冒險激怒村裡的大多數人，這些大多數中也包括與本村人結婚的婦女，她們仍有資格獲得補貼。

「所以從社會穩定維護來看，可能地方政府或者法院它更傾向於保護多數人的利益，」林麗霞說。她說，她每年都會收到40到50個諮詢，其中約90%的訴訟都以失敗告終。

在困難中，這些女人也找到了集體。

在客廳裡商討去農業局的計劃時，一些女人以「姐妹」相稱。她們吃著當地特產荔枝，拿村民們對待她們的方式開起苦澀的玩笑——他們把垃圾堆在她們門口。她們爭論誰的村委會更糟糕。當霍女士說村裡的人沒有苛待她時，馬女士取笑她：「那麼好，對你。」

霍女士回答說：「我就說你他們不夠凶，我說我夠凶，誰敢對我那樣。」

她們討論策略。如果她們向上級政府部門寫信陳述自己的情況，應該把所有的細節都寫出來，還是概括一點？考慮到她們被拒絕了多次，有些人對找農業局表示懷疑。但也有人說，重要的是記錄每一步，來支持她們的案子，無論成功與否。

幾個女人強調，她們不是一個統一的運動。她們猜測，她們當中有一些人受到威脅或者收買，成了向政府告密的人——這是當今中國公民社會受到監控、日益分裂的一個體現。

但這些女人以前也曾面臨過恐嚇，她們說這不會讓她們卻步。

第二天早上，在農業局，官員們似乎已經熟悉了這些女人，他們不需要她們解釋自己的不滿。但在將近兩個小時的時間裡，女人們還是把這些不滿都說了出來。

中午過後不久，她們終於凱旋而歸。她們還沒有得到賠償——遠遠沒有。不過，一位官員同意書面確認她們的來訪，她們現在可以帶著這份確認去下一個政府辦公室了。

「我們每個地方一步一步來，」其中一個女人說。

她們擠進車裡，去吃午飯，並計劃下一步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