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6月的一個晚上，一位鄰居去習仲勛家探望，只見老人坐在黑暗中，��喝著廉價的白酒獨自垂淚。習仲勛曾任副總理，被打倒後下放到中國中部的一家工廠。他向來者解釋說，那天是兒子習近平的生日。老人對近平和其他家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吃了那麼多苦感到內疚。

一個月後，剛過23歲生日的習近平去看望父親。父親讓他背誦了毛澤東的兩篇著名講話：《矛盾論》和《實踐論》。

那年秋天，隨著毛澤東去世，文革結束了。後來，習仲勛在20世紀80年代再次擔任國家領導人，以改革派形象著稱。他的兒子習近平在2012年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制定了自毛澤東以來最專制的路線。

當代中國最持久的爭論之一（對許多人來說，也是最大的失望之一）是，習近平為什麼沒有成為像他父親那樣的人。雖然父子倆都在毛澤東的專制統治下受過迫害，但為什麼習近平成了統治者後效仿的是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而不是他父親可能更偏愛的那種更為開放、更為制度化的方式治理國家呢？

中國問題學者唐志學(Joseph Torigian)在他新出版的習仲勛傳中探討了這個問題，為我們了解中國做出重要貢獻。這部考據嚴謹的著作講述了一位在人性與黨性間掙扎的人的故事，同時還揭示了中共運作的深層機制，以及塑造習仲勛之子執政風格和權力觀念的人類苦難。

「有些人也許想知道，習近平為什麼會對一個曾經嚴厲迫害父親的組織如此之忠誠，」美國大學副教授、胡佛研究所研究員唐志學寫道。「更好的問題可能是：習近平怎麼可能背叛父親為之付出如此巨大犧牲的黨呢？」

新書的名字是《黨的利益在第一位》（The Party’s Interests Come First），書中描繪了黨內固有的矛盾，黨的高層領導人過著扭曲的生活。在一個嚴苛的體制下，他們命中注定既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

唐志學寫道，寫這本書（將在週二出版）不是要對習近平進行心理分析。但了解習仲勛的一生有助於揭示其子如今統治的中國所走過的道路。這位父親的職業生涯充滿矛盾，其中既有理想主義與精神創傷的交織，又含抱負與剋制的角力，這在其子的治國之道中得以傳承，既成為政治遺產，亦化作警示。

唐志學寫道，在習近平的一生中，他始終忠於兩個要求絕對服從的制度：黨和家庭。據多方記載，他父親對子女「嚴厲管教」。小時候，習近平在春節聚會上要給父親磕頭——姿勢不對還會被打屁股。這個新年傳統一直延續到長大成人。即使在習近平出名後，他也會恭敬地站在一旁，等父親示意後才就坐。

「黨和父親，兩者都是『不公平’的嚴厲管教者，或許兩者結合在一起可能激發了一種與預期相反的格外強烈的熱情，」唐志學寫道。

習仲勛1913年出生在中國最貧困的省份之一陝西的一個村莊，13歲時加入共產主義運動，32歲時擔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46歲成為副總理。書中的人們形容他質樸無華、風度翩翩、平易近人、彬彬有禮。就連達賴喇嘛對習仲勛的回憶也是「和藹可親」，達賴喇嘛在20世紀50年代逃離西藏之前曾與習仲勛一起共事。

有時，習仲勛似乎真誠地關心普通百姓的生活。他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災難，毛澤東式的強人統治絕不應該重演。他幫助成立了深圳經濟特區，那是中國對外開放初期的一個核心舉措，他比大多數中國領導人都更容忍異見。

但正如唐志學觀察的那樣，「習仲勛的『自由’情懷只是相對的，而且可能很快改變。」

1950年初，毛澤東對西北地區只有大約500名反革命分子被處決感到不滿。當時負責該地區事務的習仲勛作出的回應是加大鎮壓力度，後來還誓言要「殺更多的人，以製造敬畏和恐懼」。

考慮到習仲勛有改革派的名聲，許多中國人曾認為他對鎮壓1989年的天安門抗議活動持反對態度。在20世紀80年擔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期間，他一直提倡法治和新聞自由，甚至建議制定《不同意見保護法》。

然而，一旦黨決定了行動方針，他就會支持，在整個職業生涯中，他一直是這樣做的。「六四」大屠殺發生十天後，他探望了受傷的士兵，並把那次鎮壓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光輝的一頁」。

他的兒子習近平對學生們持更懷疑的態度。在習近平眼裡，學生們的做法與文革期間的紅衛兵一樣。「沒有安定團結，一切都無從談起！」習近平在流血事件發生幾週前的一個講話中說。他當時是福建省寧德地委書記。

直到今天，習近平仍不容忍異見，一直強調安定團結，他的維穩做法有時讓一些人付出巨大代價。

所以從政治上看，他是父親政治遺產的繼承者呢，還是像一些人認為的那樣，是毛澤東專制衣缽的繼承人？

「習近平可能並不認為自己是在拒絕父親的政治遺產，也不認為自己是在走毛澤東的路線——至少不是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路線，」唐志學在一次採訪中對我說。「他似乎認為自己走的是一條中間道路——既不像毛澤東時代那樣極左，也不像改革開放時期那樣自由。」

這也許能幫助解釋習近平統治的矛盾之處。他已加強了國家安全和黨對意識型態的控制，這些優先事項往往阻礙了經濟發展。儘管如此，他仍然關注經濟增長。一些中國人把這種雙重抱負稱為「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唐志學這本書最為引人注目的一點是，它毫不掩飾地描繪了中共的殘酷，它不僅對廣大的中國公眾如此，對黨內的人也是如此。中共的歷次清洗和運動造成數量巨大的死亡、監禁或迫害。

習仲勛被清洗是在1962年，毛澤東譴責他參與了反黨陰謀。受這場苦難影響的遠不止他的家人。據書中的說法，約有兩萬人被打成「習仲勛反黨集團」成員，遭受了迫害。至少有200人被打死、逼瘋，或被打成重傷。習仲勛的秘書回憶說，這位老人甚至在多年時間裡無法忍受聽到「牽連」這個詞。

後來，已經被下放到工廠的習仲勛又在文革中被紅衛兵帶走，在所謂的批鬥會上遭受羞辱和毆打。他被單獨監禁，八年沒有見過家人。習仲勛似乎出了精神問題，導致他經常哭。他有一個女兒自殺身亡。習仲勛與第一任妻子育有三個孩子，與第二任妻子育有四個孩子，其中包括習近平。

父親被打倒時，習近平九歲。習近平本人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批鬥會上受到迫害和羞辱，並兩次被監禁。15歲時，他離開北京，到陝西省的一個貧困農村勞動，直到1975年才回北京入讀清華大學。他後來會說自己「比大多數人吃過更多的苦」。

儘管父子倆都經歷過深重的磨難，但他們對黨的忠誠從未動搖。「在黨內，磨難意味著『錘鍊’或增強一個人的意志力和奉獻精神，」唐志學寫道。

「錘鍊」的主題貫穿全書，有助於解釋習近平的毅力和盲點。

我不久前在一篇專欄文章中寫道，川普總統對一個不怕讓人民吃苦的領導人發動了貿易戰。當中國的青年失業率2023年飆升時，習近平曾要求年輕人「自找苦吃」。

在這個意義上，他的腔調和思維方式與父親如出一轍，沉浸於革命鬥爭、嚴格要求的艱苦，以及對黨的道德權威堅定不移的信念。

問題是，吃苦對中國的年輕一代是否仍有意義。「習近平說，每代人需要打自己的仗，」唐志學說。「這究竟是戰鬥號角，還是對過去令人厭煩的附和，實在難以斷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