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当局如今有一个新近爱用的热词：“软对抗”

这个词被用来形容任何被视为暗中颠覆或隐性抗拒政府的行为，它频繁出现在新闻报道、高层官员讲话以及政府部门的警告中。官员和宣传机关称，“软对抗”的威胁可能出现在书展、歌词、一个美国节日庆典，甚至环保团体中。

这一术语及其官方的广泛使用反映了香港政治氛围的转变。2019年的大规模民主示威被镇压、2020年北京强加国安法之后，这座城市已被改造。

抗议消失了，政治反对派在随之而来的多年打压下基本瓦解。如今，“硬对抗”被遏制后，当局似乎盯上了他们眼中的下一个威胁：更为隐蔽、不显眼的异议表达。

官员们警告称，香港依旧受到外国势力——主要是美国——的威胁，意图破坏香港稳定以阻挡中国崛起。对当局而言，“软对抗”堪称是一种国家安全威胁。仅在最近几周，就有至少十几名高官使用了这个词。需要警惕的迹象包括任何被视为批评政府的言论，或对反对派、示威者表示同情的立场——当局将这些人称为暴徒或恐怖分子。

“软对抗存在是真实的，而且潜伏在不同地方，”香港特首李家超在6月警告说。他未指明地提到一些“不希望我们国家好、强大起来”的势力，声称这些势力在港安插特工，破坏社会稳定。

李家超举例称有人试图操纵舆论，反对陆港两地探索建立跨境器官捐赠体系。2024年，在数千人似乎撤销了捐赠登记之后，香港有两人被判刑，两人被控利用虚假登记和取消登记行为制造出社会普遍反对的假象。

“软对抗”的说法传播如此之广，以至于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6月底不得不首次公开作出解释。他对当地媒体称，这指的是利用虚假或误导性信息煽动公众，或让人们对政府产生“错误理解”。不过他也承认，这个词难以界定，而且“软对抗”并不必然违法。

这个词最早是在2021年由北京驻港代表提出的。之后在今年6月国安法实施五周年的庆典上被另一名北京高官重提。

随着这一说法回潮，香港一家主要广播机构推出了系列节目，反复对“软对抗”提出警告，所指的威胁甚至包括一本把警察描绘成狼的儿童读物。教育局局长则称，公立学校已被提醒不要让师生参加美国领事馆的独立日活动，理由同样是担心“软对抗”。

但即便是在亲北京阵营内部，也有人担心政府的运动可能会压制表达、损害经济。

资深法律界人士、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政府对美领馆活动的反应似乎“有些过火”。

他说，没有必要将“抵抗”一词套用到少数不满政府的人身上，应该用“软性方式，而不是强烈字眼”。

一些与政府关系密切的知名商界人士也说，当局反复强调所谓安全威胁，正在削弱更为紧迫的任务——吸引外资，维持香港作为全球枢纽的形象。

“我们香港的建制派，都要搞清楚一点，什么是第一要务，是国安还是经济，本身是矛盾的。”香港商人、全国政协委员李大壮在接受采访时说。

“又是哪个官员出来说香港不安全了，你会来投资吗？？”曾担任港法贸易伙伴委员会港方主席的李大壮反问。他说，外国商界团体正在努力理解香港政策的走向。

李大壮形容香港的局势“痛心”，并表示：“我是一个几十年的建制派，我觉得是我们的失职。”

商人、前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则认为，政府应该优先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他说，很多人向他抱怨财务困难，因为香港的地产、零售和服务业近年来受到严重打击。

“香港搞反对什么所谓的‘软对抗’。”刘梦熊说。他警告，这种做法正在加深港人对“一国两制”前景的担忧——“一国两制”原本旨在保障香港在中国统治下的自治，包括言论、新闻和出版自由。

“大家质问是不是將文化大革命那一套搬到香港，”刘梦熊补充说。他提到自己当年就是在“文革”时期从内地游泳逃到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香港。

这种意识形态上的热情似乎也在香港的中共控制媒体中得到呼应，这些媒体大肆宣扬对所谓“潜在威胁”的打击。

今年7月，《文汇报》在头版刊登文章，声称某独立书展“充满‘软对抗’意味”，指责展会上出现了“反中乱港”的书籍。

甚至有人认为，环保行动也可能成为政治反对的温床。

6月，香港发展局局长在接受《文汇报》采访时称，一些人批评政府为填海开发维多利亚港一带土地而削弱环保措施，可能属于“软对抗”。她还指责某个未具名的组织“蓄意挑衅”。

之后没过多久，一个有30年历史、致力于保护维港的团体宣布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