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從領導層那裡得到的是污衊和恐嚇。

在香港這個以公民參與和法治為榮的城市，公眾的悲痛和憤怒已變成了政治上的危險。當局現在決心確保火災不會引發任何類似集體行動的事件。

據當地媒體報導，一名分發呼籲獨立調查傳單的大學生遭警方拘留後獲釋。一場由律師、社會工作者和政策專家籌劃的新聞發布會在組織者被警方傳喚後被取消。

一名國家安全官員視察了燒焦的宏福苑，一家有政府背景的報紙報導稱（該報導明顯影射2019年的香港反政府示威），「黑衣暴徒「和民主派支持者企圖將那裡的救援行動「挾持「成反政府用途。另有報導稱，中國國家安全局在香港的機構警告「不得借災難之機製造香港混亂」。

當這座城市還處于震驚之中、數十具遺體尚未辨認時，向公眾發出這樣的信息是不尋常的。但其背後的邏輯是熟悉的。

2019年抗議活動後，北京在香港建起了一個國家安全體制。該體制實質上將官員認為有損中國或香港利益的任何行為都定為犯罪。正如過去一週所示，香港當局已將中共自1989年天安門屠殺以來沿用的危機管理規範內化為自己的行動準則。

30多年來，中共一直把災後自發的公民活動視為潛在的政治威脅。它投入了巨大的資源，構建了一個龐大的維穩機制，其運作遵循固定模式：嚴格控制敘事，及早打擊任何發聲的人，寧可過度反應也不願謹慎行事。對北京來說，災難絕不僅僅是災難，而是潛在的危機，必須在火苗蔓延成燎原之勢前將其撲滅。

這透露出的態度很明確：允許個人哀悼，有組織的哀悼則不然。

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政治學家裴敏欣指出：「中共從天安門事件汲取的教訓是：絕不能坐視事態升級，必須在萌芽階段就予以扼殺。」

他解釋說，災難對威權政府構成了獨特的威脅，因為它們消除了集體行動的兩個典型障礙：動機和協調。民眾本就很憤怒，而且知道去哪裡聚集。正因如此，黨格外重視悲劇發生後的48至72小時，當時情緒最激動，團結最容易形成。目標不僅僅是對危機作出反應，而是要先發制人，防止出現集體表達的可能性。

香港政府對火災的反應精確地遵循了這一腳本。在火災被撲滅後不久被拘留的那名大學生、那名官員前往現場進行的「警告」，以及那份不祥的國家安全聲明。拘留學生之舉可被解讀為任何人只要冒頭就會遭到打擊。

這場大火暴露了兩個在不安中共存的香港：一個是完全接受北京紀律的官方香港，另一個是堅定但更安靜的香港，它仍然像一個公民社區那樣思考和行動。

在「國安法」實施的五年裡，這片土地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這場悲劇讓這種變化無法被忽視。一些居民認為，若維持此前更開放獨立的制度，這場災難本可避免。今天，即使是那些嚴格在職業範疇內發言的人士也被籠罩在政治風險的陰影下。人們衡量自己的用詞，擔心越過一條看不見的紅線。

這一切都與當局所說的潛伏在暗處的「反中亂港」陰謀毫不相關。相反，它看起來像一個社區在危機時刻的本能反應：哀悼、互助，堅持讓死者得到尊重，讓活著的人得到保護。

香港活動人士、國際醫院聯盟對中政策跨國議會聯盟高級分析師鄺頌晴說，中國政府和香港政府「害怕任何可能產生集體認同感的事情，或者讓人們圍繞著這是我們的城市、我們的損失、我們的悲傷的想法走到一起」。

「這表明香港人沒有被馴服，」她說。「我們仍然關心香港。我們仍然關心政治。我們知道，出於安全考慮，有些事情我們不能說或不能做，但是一旦有了空間和需要，我們仍然會站起來，做出自己的決定，即使冒著個人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