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經常聽青少年講，他們最大的目標之一就是獲得比自己認識的人都多的Instagram粉絲。就連一些成年人似乎也沉迷於社群媒體，會密切關注自己Twitter的轉發量和Facebook上的點讚數。這類尋求重視的行為或許很容易被視為幼稚或膚淺，但情況並沒有這麼簡單。

楊百翰大學(Brigham Young University)的心理學家茱莉安‧浩特─朗斯泰德(Julianne Holt-Lunstad)集合了過去28年裡發表的148項有關社交關係影響的調查研究數據，加起來涵蓋遍布世界各地年齡在6～92歲之間的逾30.8萬名參與者。在每項研究中，調查人員衡量了參與者社交網路的規模、朋友數量、是否獨自生活，以及他們參與社交活動的程度。之後，他們追蹤每名參與者數月、數年，乃至幾十年，以了解死亡率高低。

人體對不受歡迎的敏感或許反映出了自然選擇數千年來的影響。人類學家認為，人類能發出和理解更複雜的語音，它是語言的雛形，也是我們確立社會物種身份的基礎，能讓我們得以生存，並最終比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丹尼索瓦人(Denisovans)和佛羅勒斯人(Homo floresiensis)等人科鄰居活得更久。作為社會動物，我們彼此保護，共享資源，合作從其他物種那裡獲利。

這或許是我們現在依然習慣於受歡迎環境的原因，儘管我們並不會有意識地考慮這個問題。心理學和神經系統科學的研究已經開始揭示人們在面對不受歡迎狀況時會做出哪些無意識的生理反應。比如，我們的受歡迎程度可能會對我們的DNA產生影響。

據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人類社交基因組學領域的專家喬治·斯拉維奇(George Slavich)和史蒂夫·科爾(Steve Cole)描述，我們的基因物質「對社會排斥」極其「敏感」。他們研究了在被戀人拋棄、被排除在一項社交活動之外、遭陌生人拒絕或只是被告知我們在乎的人可能對我們做出了批評的情況下，我們會立即做出怎樣的反應。他們和其他研究人員發現，不到40分鐘，這些經歷就會就會對個體基因的表達產生影響，決定我們的DNA有哪些部分啟動或關閉（這被稱為表觀遺傳學）。他們還發現，即便只是想像一下我們可能會失去與群體的連接，也會改變DNA的表現。

這個過程可能只會對至少2萬個基因中的幾十個產生影響，但數量少似乎影響並不小。據斯拉維奇和科爾研究，這些受到影響的基因會在我們的免疫系統中扮演重要角色。有些會與身體的發炎反應有關，而這對傷口癒合或抵禦細菌感染是至關重要的。兩位教授表示，對拒絕做出的細胞層次的反應，可能是幫助不受歡迎的人的自然機制。幾千年前，沒有同伴保護的個體容易受傷或遭到襲擊。那些身體會先發制人地啟動「促炎」反應的人最有可能存活下來，這種反應可以讓他們從任何即將發生的創傷中癒合。

還有一些與對拒絕反應有關的基因，和防病毒存在關聯。斯拉維奇和科爾表示，沒有同伴保護的的遠古人類不再有巨大的防病毒需求——誰會感染他們呢——所以他們的身體會減少自身對感染的警惕性，以保存能量。

今天在Facebook上被解除好友關係，並不會導致你更容易受到長著利齒的老虎的襲擊，但我們的身體可能還是會像6萬年前那樣做出反應。如今，人類會遭受與慢性炎症有關的各種疾病，比如癌症、哮喘和阿茲海默症病。我們也很有可能患上普通的感冒。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對自身社會地位的關注這麼早就開始了，並且持續一生。十多項研究發現，兒童的受歡迎程度在三歲時就可以得到可靠的衡量，並且不僅在接下來12年的中小學教育過程中保持驚人的穩定，還是跨環境的，一直伴隨著他們從一個社群到另一個社群，直至進入成年。

然而同樣的研究也發現，受歡迎程度的形式並非只有一種，我們多數人可能沒有把精力放在正確的那種上。可親程度反映了親和舉止、友善的領導力和無私、合群的行為。研究顯示這種受歡迎程度形式會建立伴隨一生的優勢，可以促成一種帶來最大健康益處的關係。

可親性和身份地位有很大不同——後一種受歡迎程度帶來的滿足感要小很多，反映的是曝光度、影響力、權力和威望。身份地位可以通過社群媒體關注者數量來量化；可親性則不能。

任何一個上過高中的人都能分辨兩者——並且也會記得，那些在一類得分很高的人，在另一類往往很低。研究表明，儘管地位的提升是極具誘惑力的，但那些最終有了地位的人，感受到的是更大的不快樂和不滿足，而那些受人喜愛的人，則取得了大得多的滿足感和成功。

也許進化決定了我們對受歡迎程度有種與生俱來的深度關切，但是和周身的人建立什麼性質的關係，卻是由我們自己選擇的。

也就是說，少刷一點推不至於要了你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