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5年成為專欄作家以來，我一直在思考的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就是中國是否、何時以及會以多快的速度開放其信息生態系統，允許來自中國內外未經審查的新聞更自由地流動。我承認我太樂觀了。我認罪。
但我仍然不確定自己是否犯了以下錯誤：（1）對中國發展高科技經濟情況下的一些必要且不可避免的事情過早樂觀；（2）對一些在中國的威權政治結構下極不可能的事情完全不了解；（3）希望中國做一些必要但不可能的事。
我依然希望自己只是犯了第一個錯誤，恐怕還犯了第二個錯誤。如果是第三個錯誤，那我就絕望了。
為了釐清這一切，我們來回顧一下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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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在我前往中國時，那裡的商業新聞似乎比政治新聞自由得多令我感到震驚——這是我從閱讀翻譯文章和接受中國商業媒體採訪時得出的印象。這不是我空想出來的：那時候，有關中國政治的一些最有趣、最準確的提示，往往首先出現在中國的商業報刊上，或者是對世界最開放的地區的報紙上。
例如，廣州的《南方週末》是21世紀初最大膽的報紙之一，正如《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所指出的，它「經常反映弱勢群體常被忽視的觀點，外來務工者、抗議者和上訪者」，並且「吸引了包括政府當局和普通公眾在內的廣泛讀者」。
我當時希望，隨著中國進一步融入全球經濟，商業媒體將成為打開一般媒體的一個尖銳的楔子，因為投資者和創新者為了在全球範圍內發展和競爭，他們需要準確的新聞，而不是宣傳——而且如果不能獲得相對自由的信息流動，中國的下一代創新者和工程師將永遠無法充分發揮他們的全部潛力。
所以我在我1999年的書《雷克薩斯與橄欖樹》(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中公然寫道：「中國將會擁有一個自由的媒體。哦，中國領導人還不知道這件事，但他們正被直接推向這個方向。」
關於這個觀察，如今我只能說，我希望只是還沒到時候！
我還在2009年11月21日的時報專欄文章《來自祖母的忠告》(Advice From Grandma)中寫道，如果北京拒絕允許互聯網和公共言論中適當程度的信息自由流動——哪怕只是為了推動創業精神和創新——中國將永遠無法在21世紀的發展動力上超越美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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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所寫的：「記住祖母曾經說過的話：永遠不要把一個世紀讓給一個審查谷歌的國家。」
我還曾在2006年12月13日的時報專欄文章中強調了這個主題，我在文中寫道：「對不起，我還沒有準備好把21世紀讓給中國。」當然，中國「在消除文盲方面做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努力，大幅增加了高中畢業生和新大學的數量。但我仍然相信，在一個對谷歌進行審查的國家裡，很難產生創新文化——在我看來，這意味著限制人們想像和嘗試任何他們想要的東西的能力。」
這些年來，中國似乎正朝著我預測的方向緩慢前進。現在很難相信，但是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我可以在中國的大學裡自由演講，在北京和上海的書店裡做講座，甚至坐著小巴在吉林省旅行，報導村莊選舉——政府的監管很少，更不用說審查了。
事實上，與32年前我最初訪問中國時相比，今天中國的整個信息行業要開放得多。問題是，它跟10年前相比則要封閉得多。
自從習近平在2012年成為中國共產黨領袖、然後在2013年成為國家主席以來，事態發展的軌跡出現了明顯的逆轉。看看《南方週末》就知道了。2013年，在習近平成為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的幾個月後，它努力報導真相的聲音被政府審查人員和宣傳衛士粉碎了。
我相信，中國將為失去這種誠實的新聞報導付出越來越大的代價——無論是揭露隱藏問題的能力，還是創新以及用新思想挑戰市場既有勢力的自由。在一個加速變化的世界裡，能夠看到世界的走向並迅速適應和糾正的能力至關重要。然而習近平卻不這麼認為。他不僅收緊了對所有中國媒體的管制，同時還���擊了科技創新人員，甚至是商業分析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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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聯合創始人、億萬富翁馬雲自從2020年10月批評政府金融監管機構以來，幾乎沒有任何消息。雖然這些監管機構可能對阿里巴巴的影子銀行系統有合理的擔憂，但馬雲——一個相當於中國的史提夫·賈伯斯的人物——幾乎徹底消失了，這給整個科技行業蒙上了一層陰影。
沒有哪個領導人是不會出錯的，但中國媒體不得不把習近平當做不可能出錯的，這意味著在中國不可能呼籲對新冠疫情採取更細緻的應對措施——而不是習近平僅僅依靠中國自己效力較差的疫苗以及大規模封鎖和隔離這一策略，這種策略一度有效，直至失敗。
如果中國在媒體和社交網路上有一個更自由的新聞生態系統，衛生專家可以就替代策略進行熱烈的公開辯論，或是被封鎖數週的居民能夠釋放壓力，中國可能不會處於現在的困境——數以千萬計的國民被迫反覆隔離，對政府自我感動的官方宣傳失去信任。
根據《華盛頓郵報》在深圳的報導，中國交通銀行國際研究部負責人洪灝在微博上有300萬粉絲，因為發表了「對上海持續封鎖的影響發表了悲觀的經濟評論，包括在Twitter上說『上海：零流動，零GDP』」，他的微博帳號被禁言。
習近平和中國共產黨正在重申他們的信念，即西方意義上的新聞自由並不是有效融入全球經濟或主導21世紀最先進產業的先決條件。
當你看到中國是如何在短短40年內從一個貧窮國家發展成為一個擁有驚人基礎設施的中等收入國家時，你不得不說習近平的信念並不荒唐。（當你看到社群媒體如何分裂西方社會並放大謊言和縱容說謊者時，你不得不問，中國算不算從更嚴格的控制中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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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當你想到中國除了自己發明的技術之外還不得不從西方竊取了許多它發明不出來的技術，並且繼續試圖竊取的時候，你還要把賭注押在習近平上，那就太瘋狂了。
當你想到21世紀最先進的技術——舉幾個例子，疫苗、軟體、微晶片、機器人、計算機和生物醫學突破等——通常來自全球合作，因為沒有一個國家擁有所有的專長，每個人都需要值得信賴的合作夥伴，如果你仍不擔心習近平犯了一個巨大的錯誤，那就太瘋狂了。
舉個小例子：世界上最先進的微晶片代工廠台積電是華人的，但不是中共華人。是台灣華人。到目前為止，小小台灣仍然可以製造比大陸更好的微晶片。這是如何做到的？這是因為世界上所有最大的科技公司，從蘋果到高通，都信任台積電來製造他們的晶片，而不會竊取他們的技術。
信任是真理的副產品，而真理是自由和獨立新聞的產物——並非無時無地都是這樣，但往往是這樣。
因此，出於所有這些原因，雖然我承認，對中國發展更開放的信息生態系統的樂觀看法是言之過早，但我將請求法院判處緩刑。讓我們拭目以待，看看未來10年會如何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