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救命藥」也許將來自中國

就在離上海不遠的無錫市,中國正在打造自己的醫藥業未來——一個蓬勃發展的、由大量工廠與實驗室組成的生物技術中心。在這裡,全球製藥公司可以比其他任何地方更快、更便宜地開發和生產藥物。
在川普政府對中國加徵關稅之際,我原以為這樣的製造業中心會充滿焦慮。但今年4月我走訪無錫時,政府官員堅稱當地的研究中心方興未艾。他們自豪地向我介紹那些一直在茁壯成長的明星實驗室和企業。今年1月以來,中國生物技術類股票飆升逾60%,似乎也印證了他們的說法。這座城市的研究人員無疑有望在未來幾十年裡都保持忙碌狀態。
在打破美國生物技術領域主導地位的過程中,中國不見得就是想著在美國擅長的領域擊敗美國。美國生物技術產業以孵化尖端療法和治癒手段聞名,中國的創新路徑則主要聚焦於加快製造速度和降低成本。其理念並非在諸如CRISPR基因編輯技術等領域取得突破性進展,而是讓本國藥品和醫療產品的研發、測試及生產變得更高效且成本更低。
因此,中國的生物技術產業能以低得多的價格向客戶提供藥品和其他醫療產品,包括價格低廉的仿製藥。這些或許並不能夠改變世界,卻是全球成百上千萬人每天賴以生存的治療方法。隨著中國影響力的擴大,世界很快將不得不正視生物技術領域出現的這位新領軍者,並決定如何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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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明康德就是體現中國生物技術發展路徑的一家公司。它是製藥研發的一站式服務提供商,簡化了從早期藥物發現到青年科學家招聘和藥品生產的所有流程。據估計,這家公司參與了美國四分之一的藥品的相關工作,其中包括重要的抗癌藥物,其客戶既有信達生物、江蘇恆瑞等中國企業,也有輝瑞、葛蘭素史克、阿斯利康等歐美製藥商。
儘管中國政府會與國內外製藥企業進行強硬的談判,以合理價格換取市場准入,但中國消費者能享受低價歸根結底是因為中國生物技術企業的藥品測試和生產速度遠超美國同行。到目前為止,美國生物技術巨頭似乎並不介意這種競爭,因為藉助藥明康德這類公司,他們能將更多資金投入突破性研究。
但這種情況可能很快就會改變。憑藉政府的大力支持、不斷壯大的科學家隊伍、龐大的患者群體、高效的醫療體系以及與外國企業(包括美國企業)的合作,中國生物技術產業或許很快就能趕上美國——美國領導人也意識到了這一點。4月,一個國會兩黨委員會建議未來五年至少向生物技術領域投資150億美元,以便與中國競爭。另外還在考慮聯邦層面的立法,例如去年眾議院通過的《生物安全法案》,該法案將禁止聯邦機構及接受聯邦資金的機構與藥明康德等中國生物技術承包商合作。
然而,美國研究領域的嚴峻形勢可能會讓這類政策落空。美國聯邦政府對醫學研究的資助遠高於中國,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等聯邦機構提供的資金。但這些機構數十億美元研究撥款的持續不確定性將使美國生物技術產業更難維持其本土主導地位。美國大公司將越來越依賴中國提供的成本優勢和優秀的年輕工程師。
許多人將中國崛起的生物技術產業視為威脅,但是這一點我並不確定。約80%的美國人認為處方藥價格過高。川普總統正試圖解決這一問題,��分措施是迫使製藥公司將處方藥價格降至與其他高收入國家相當的水平。這或許能在短期內緩解美國消費者的不滿,但對美國製藥和生物技術公司的衝擊可能只會加速中國企業超越美國同行的進程。
反過來將中國視為解決方案的一部分或許更為合理。增加對中國新生產藥品的獲取管道能讓美國人在應對糖尿病、癌症、心臟病等日益增多的各種疾病時有更多廉價藥物和治療方案可供選擇。與美國生物技術巨頭形成更多競爭有助於壓低美國產藥品的價格。這種競爭或許還能激勵太平洋兩岸(及其他地區)的企業加大對創新藥物研發的投入,從而降低糖尿病、心臟病、失智症和癌症的發病率,延長壽命——或者可能進一步開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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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明確的是,中國的生物技術產業並沒有帶來什麼健康天堂。在中國約5億農村人口(約佔其總人口的35%)中,許多人難以獲得可靠的醫生和醫療服務;民間智慧認為,有病就多喝熱水。中國的全民公費醫療制度被稱為「醫保」,覆蓋範圍十分有限。儘管中國能以更快的速度生產和銷售藥品——有時僅需16個月——但在研發新藥的前沿科學領域仍存在短板。中國的醫生、政府機構和金融家仍將美國科學視為黃金標準(儘管這一標準正面臨越來越多的不確定性)。北京大學生物學家饒毅告訴我,中國尚未建立起能與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相匹敵的、能支持生命科學發展的國家機構。
然而,中國在過去十年左右的時間裡取得的進步令人驚嘆。2002–2003年的非典疫情促使中國更加重視生命科學。過去二十年裡,中國大力投資生物技術研究,建設監管基礎設施,並培養了一批年輕科學家。2015年,在「中國製造2025」規劃中,生命科學被列為戰略性產業。
這一投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為了應對中國日益老齡化的人口。到2035年,預計中國65歲以上人口將達4億。2022年,中國有近500萬人被診斷出癌症,超過250萬人死於癌症。目前,中國約有1.48億糖尿病患者;心臟病導致的死亡人數超過300萬。中國的醫療支出僅佔國內生產總值的7%左右,但這一比例肯定會上升。
中國政府幾乎無力承擔以美國價格購買美國製造的藥品(按照川普的說法,美國人也承擔不起)。但中國也不能承受讓公民死於可治癒疾病的政治後果。這導致中國政府面臨巨大壓力,不得不通過國家支持的風險投資基金等方式,培育和投資本土生物技術龍頭企業。
據亞洲協會稱,這些企業利用了中國的藥品審批流程——其招募臨床試驗患者的速度是美國的兩到三倍。中國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近期的改革縮短了臨床試驗審批等待時間,並使臨床試驗操作成本比美國低約30%。由於中國在保持低成本的同時注重擴大生產規模,沒有一家西方公司能像中國企業那樣以低廉的價格提供生物醫藥產品。
在擔任國務卿之前、還是參議員的時候,魯比奧的辦公室曾在一份2024年的報告中寫道:「中國在多個領域都有能力開展高價值研究,既包括其擅長的生產領域,也包括美國曾輕鬆領先的理論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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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比奧等人感到擔憂的不僅是其經濟和產業影響,還有地緣政治影響。中國的生物技術產業是本世紀其在全球擴大軟實力的一部分。中國正增加對東南亞國家的藥品出口。在新冠疫情期間,康希諾和科興等中國企業研發並向發展中國家出口了大量新冠疫苗。
該產業的崛起也培養了中國強大的生命科學人才儲備。中國科學院和中國主要大學每年培養的醫學畢業生數量是美國的四到五倍。《自然》雜誌近期對美國科學家進行的調查顯示,75%的人表示正考慮離開美國。一位中國風險投資家告訴我,如果這75%的人中有華裔回到中國,可能會極大推動中國在該領域的發展。
儘管中國的生物技術產業可能專注於大幅壓低藥品價格,但這些人才也為中國實現創新性突破奠定了基礎。以中國的立康生命科學公司為例,其新型癌症疫苗採用mRNA編輯技術,正在接受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審批。這種疫苗旨在激活患者的免疫系統,瞄準並攻擊其特定的癌細胞。它正在快速通過中國的監管流程,最近已在海南省部分地區向特定患者開放使用。
更要命的是,立康計劃將這款產品定價約2.1萬美元——僅為默克、莫德納等西方公司同類產品價格的一小部分。(而美國剛剛取消了近5億美元用於針對呼吸道感染的聯邦mRNA疫苗研究經費。)我採訪的一位立康投資者對該公司的療法能否進入美國市場並不樂觀,因為當前美國對中國企業及其產品持敵對態度(看看《生物安全法案》、TikTok面臨的不確定性,以及華為、比亞迪等公司被限制在美開展業務就知道了)。立康可能需要將這種藥物授權給美國製藥公司,而這會抬高價格,迫使美國癌症患者支付溢價。
在美國官員看來,這些障礙對於遏制中國崛起至關重要,因為中國崛起不僅威脅到美國的經濟主導地位,還有可能使中國的技術創新超越美國。許多人對新冠疫情仍記憶猶新,他們認為疫情源於中國的實驗室洩漏,並指責中國政府加劇了危機。中國推進更大膽的研究和實驗的前景,讓許多美國領導人感到恐懼。
但西方從中國購買廉價藥品和治療手段的壓力只會越來越大。想想資金常年短缺的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如果中國為英國等國家提供了一種負擔得起的方式來照顧其老齡化人口,他們會拒絕嗎?難道真的會有美國人為了國家安全放棄能拯救垂危母親的廉價癌症疫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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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可以聽從國家安全鷹派的邏輯,徹底禁止中國藥物;也可以像中國從美國創新中獲益那樣,從中國的創新中受益。
美國人需要克服的最大障礙之一是幾十年來形成的固有印象——認為中國的質量和安全標準低於美國,尤其是在藥物和醫療手段方面。過去十年的一些例子包括:給嬰兒接種的狂犬病疫苗生產存在安全違規;一款在美國銷售的心臟藥物因被發現含有致癌物而召回;2019年,一家中國企業向醫院銷售被HIV污染的血漿(無人被感染)。甚至中國消費者也對本國企業可能為降低藥物價格而在質量和安全上偷工減料感到憤怒。
但這裡存在一種諷刺:如今的中國體系在很多方面都建立在複製美國最佳實踐的基礎上。許多中國最優秀的科學家都曾在美國接受培訓。如果中國的生物科技產品能滿足14億中國公民的需求,那麼只要通過透明的監管審查,它們就應該能達到全球標準。中國始終是中國製藥產品的最大市場。我們可能使用的任何中國企業生產的藥物都是中國能為其本國人民提供的最好產品。
中國的成功仍常被視為美國的失敗,但事實未必如此。美國醫療體系仍受困於不平等和低效,美國不妨從中國的成功中汲取靈感——中國在優化藥物研發流程、為民眾提供更廉價且易獲取的治療方面成效顯著。中美兩國都在競相讓人活得更長久、更健康。但如果中國找到了更快、更廉價地實現這一目標的方法,美國人不應因政治因素而落在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