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約熱內盧——1983年末，蘇聯體育官員在宣布抵制洛杉磯奧運會數月前，給本國田徑隊的負責人下達了詳細的指令。

他們說，為了確保在1984年的夏季奧運會賽場上勝出，光是口服類固醇片還不夠。田徑隊還應該給隊內的頂尖運動員注射另外三種合成類固醇。

這些官員就興奮劑使用方案給出了具體劑量和時間表，他們表示，在莫斯科的體育研究所備有數量充足的違禁物質。該研究所是政府下屬體育委員會的分支機構。

這些藥力強大的藥物是保持競爭力的關鍵，他們在指令中寫道。

《紐約時報》從原蘇聯田徑隊一名醫療主管手中拿到的這份文件上，有謝爾蓋·波爾圖加洛夫(Sergei Portugalov)醫生的簽名。波爾圖加洛夫是蘇聯的運動醫生，隨著人們對興奮劑的新型使用方法越來越感興趣，他謀取了很多利益。

在30多年後的今天，波爾圖加洛夫成了俄羅斯當前的興奮劑醜聞的核心人物。去年秋天，世界反興奮劑機構(World Anti-Doping Agency)將其列為在俄羅斯轉手禁藥的關鍵代理人（這些禁藥有助於提高成績）。

近期的一些興奮劑計劃接連曝光，促使管理田徑項目的國際機構下達了禁令，禁止通常總能拿到獎牌的俄羅斯田徑隊參加里約奧運會。

俄羅斯存在得到政府支持的興奮劑使用計劃，1983年的這份文件，以及曾為蘇聯田徑隊當了30多年首席隊醫的格裡戈裡·沃羅別夫(Grigory Vorobiev)的說法，為相關計劃的歷史之久遠提供了新的證明。

沃羅別夫在俄羅斯運動醫學界的職業生涯一直持續到1990年代。由於健康狀況日下，現年86歲的沃羅別夫於五年前離開莫斯科，移居兒孫們所在的芝加哥。

在一個可以照顧其起居的養老綜合設施內，沃羅別夫接受了為期兩天的採訪，回顧了自己的職業生涯。他是在兒子的鼓勵下開口的。後者說，有鑒於近來對興奮劑醜聞的揭露，想讓父親的人生能被記錄下來。

沃羅別夫是蘇聯的首批全職運動醫生之一。他專門負責增強頂尖運動員的協調性、力量和柔韌性，擅長治療腳部損傷。

沃羅別夫讓兒子做翻譯，用俄語描繪了一個以不惜任何代價贏得比賽，且以不被逮到作弊為首要目標的體系。作為全球性田徑管理機構下屬醫療委員會的成員，他曾在明知俄羅斯的很多頂尖運動員都正使用違禁物質的情況下，監管國際賽事中的違規使用興奮劑的情況。

沃羅別夫說他不確定1983年的文件所提及的興奮劑計劃是否得到了執行。無論如何，這種交流折射出了蘇聯體育委員會以結果為導向的思維方式。

他說並非所有人都會選擇使用非法物質，他還辯稱蘇聯的體育領域並非全都受到了污染。但他表示，口服低劑量的類固醇片在蘇聯頂尖徑賽運動員中頗為常見。

當時，反興奮劑運動還處於萌芽階段。不過，國際奧委會已經把合成類固醇列為違禁物質。對它們的檢測始於1976年的奧運會，因此，蘇聯官員就洛杉磯奧運會給出的興奮劑使用方案是被明令禁止的。

1983年的那封信寄給了沃羅別夫的上司，蘇聯田徑運動的負責人。信中顯示，之所以把注射藥劑添加到「特殊藥物譜」裡，是因為競爭激烈。這份名錄是在該國體育委員會於1983年11月24日召開了一次會議之後，專門為國家隊運動員制定的。（信件是由《紐約時報》從俄文原文獨立翻譯過來的。）

信中稱，「一系列數據表明，在即將到來的奧運會上，蘇聯運動員的主要對手將使用前述注射方式攝入合成類固醇。」

波爾圖加洛夫在信上籤了名並將信件存檔，信上還有體育研究所的一名同事羅申·D·塞伊富拉(Roshen D. Seyfulla)的簽名。信中稱，有希望贏得獎牌的運動員是接受注射的主要人選。

該文件顯示，蘇聯反興奮劑實驗室也捲入了這場陰謀。考慮到奧運會的葯檢，官員們找到該實驗室，讓其弄清考慮中的這些類固醇會在人體中停留多長時間。

1984年5月，也就是這封概述興奮劑使用計劃的信件被發出約五個月後，蘇聯宣布抵制洛杉磯奧運會，並在一份聲明中將原因歸為「美國當局及奧運會組織者有違背奧林匹克精神的所作所為」。

不過，沃羅別夫說，利用違禁物質擊敗競爭對手的執念並未消失，波爾圖加洛夫的事業則繼續蒸蒸日上。

在數十年時間裡，波爾圖加洛夫在俄羅斯以外默默無聞。但據沃羅別夫所言，在國內，他是一個「頗具權威且極為博學」的人物，從不以推薦運動員使用有助於提高成績的最佳藥物為恥。

沃羅別夫表示，在培養頂尖運動員的理念方面，他與波爾圖加洛夫存在分歧，他說自己之所以把這份文件保存了好幾十年，是因為覺得它能證明波爾圖加洛夫如何策划了蘇聯的體育科學計劃。

2014年，波爾圖加洛夫在國際上出了名。當時，兩名俄羅斯運動員指認稱，在該國政府主持的興奮劑使用計劃中，他是關鍵的分配者。世界反興奮劑機構於去年秋天發佈了一份措辭嚴厲的調查報告，波爾圖加洛夫隨後被暫時逐出了俄羅斯田徑領域，丟掉了他在該國體育研究所的職位。

《紐約時報》無法直接聯繫到波爾圖加洛夫。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發言人稱，俄羅斯體育部告訴該機構，波爾圖加洛夫不再為政府工作了。

與此同時，針對其工作的調查還在繼續；上個月，管理游泳項目的全球性機構指派了一名律師，就波爾圖加洛夫被控給俄羅斯游泳運動員提供禁藥一事展開調查。

引領去年那場調查的，是反興奮劑機構前主席理乍得·龐德(Richard Pound)，他認為，從1983年的這份不足為奇的文件中，可以管窺俄羅斯執行興奮劑計劃的漫長歷史。

「它表明了許多這類事情的根源所在，」他說。「我們面對的這個體系並不新鮮。它是蘇聯時代的一種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