氧氣面罩滑落，乘客們開始祈禱。她以為要墜毀了。當飛機在奧勒岡州進行緊急降落時，布魯爾一邊摟著父親，一邊摟著那個陌生人，希望能錄一段影片，跟母親道別。

現年30歲的布魯爾說，將近11個月過去了，空中不到20分鐘的恐慌所造成的精神痛苦本身就是一種傷害：「人們會說，『這架飛機上沒有人因此死亡』——但我們本來可能會死的。」布魯爾去看心理醫生，做呼吸練習，但偶爾還是會做噩夢，夢見自己坐在沒有門或框架的直升機上，緊緊抓住座位，不讓自己飛出去。她還害怕巨大的噪音。國慶日那天的煙花的聲音讓她感到「極度恐慌」，不得不躲在室內。

「烏雲一直籠罩著我，提醒我隨時可能死去，」她說。

布魯爾和那架阿拉斯加航空航班上的其他30多名乘客正在起訴航司和飛機製造商波音公司，理由是「嚴重的壓力、焦慮、創傷、身體疼痛、閃回和對飛行的恐懼，以及客觀的身體表現，如失眠、創傷後應激障礙、聽力損害和其他傷害」。根據訴訟，其中一名原告跟布魯爾一樣也認為飛機正在墜毀，在飛機上給母親寫了一張便條：「我們戴著氧氣面罩。我愛你。「

在過去的一年裡，航空業因多起飛行安全問題而受到關注，例如飛機偏離跑道、液壓洩漏和輪胎脫落——所有這些事件都發生在飛機有載客的情況下。今年5月，一架新加坡航空的航班遭遇嚴重氣流顛簸，導致一名乘客遇難，83人受傷，不得不緊急著陸。今年7月，一架從西班牙飛往烏拉圭的航班也因嚴重顛簸致40名乘客需要留院。

（需要住院的極端氣流顛簸相對罕見；根據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的數據，2023年報告了20起嚴重顛簸傷害事件。但氣候變化研究表明，由於大氣中二氧化碳水平的增加，顛簸情況將會變得更加嚴重。發表在《地球物理研究快報》雜誌一項2023年的研究發現，1979年至2020年，嚴重或更高級別的晴空湍流增加了55%。）

今年3月，一架從休士頓飛往佛羅里達州邁爾斯堡的飛機發生引擎故障，在墨西哥灣上空起火。飛機後來安全著陸，但28歲的乘客多裡安·塞爾達說，這種經歷讓他難以忘懷。當時他坐在靠窗座位，距離近到可以感覺到大火的熱量。在飛機上，他緊張地等待著最終並未發生的爆炸，他為妻子和年幼的孩子錄製了一段影片，告訴他們，自己愛他們。

塞爾達說，現在，在考慮旅行的時候，「總是會想到這件事，」尤其是因為他有一個年輕的家庭要養活。他說自己變得更加多慮，擔心這種情況會再次發生。「我坐過五架飛機，其中一架著火了，」他說。「我的機率是20%。我不會拿我的性命去賭20%的可能性。我活下來了，但我的生活受到了影響。」

臨床心理學家馬丁·塞夫表示，許多與飛機相關的恐懼者患有預期性焦慮，這意味著他們害怕可能發生（或再次發生）的事情，即便邏輯表明並不會發生。「感到焦慮和感到自己真的處於危險之中沒有區別，」他說。「在焦慮的神經機制下，存在著杏仁核被激活的快速反應，然後是讓焦慮持續的想法或敘述。當你處於這種意識改變的狀態時，這些想法就很有可能發生。」

斯科爾尼克還說，迴避坐飛機「讓恐懼得以維持，因為這會讓大腦知道坐飛機是危險的」。對於一些人來說，哪怕是收拾行李或者在網上瀏覽票價，都會誘發焦慮。

但是，在飛行中遇到緊急情況但實際上並未墜機的乘客所受到的傷害還沒有得到同等的研究或認識。塞爾達乘坐的飛機引擎起火後，航空公司向他提供了一張15美元的餐券。

聯邦航空管理局和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都沒有關於緊急情況後乘客心理健康的處理原則或建議。聯邦航空局的公共事務專家米娜·卡吉說，該機構的「首要任務是提高國家航空系統的安全性」。她還說，「我們在履行對美國公眾的責任方面一直是積極主動、始終如一和審慎的。」

艾琳·羅德里格斯從事空乘工作38年，是運輸工人工會556分會的突發事件壓力管理主席，該分會代表著西南航空公司數以千計的空乘人員。如果航班上發生緊急情況，羅德里格斯會在幾小時內與空乘人員聯繫，以確定如何提供幫助。「我們經歷過可怕的事件，」她說。「要度過難關，可能需要休息時間和大量的支持。」

羅德里格斯剛入行時在美國航空公司工作。一次顛簸的飛行導致她頭部和背部受傷，腳部骨折。身體康復後，她回到該航空公司的一個地區品牌工作。第一次事故發生不到一年之後，她作為一架小型螺旋槳飛機上唯一的空乘人員，遭遇了一次緊急迫降。她請了六個月的假去接受治療，應對由此形成的飛行恐懼。她最終回到了工作崗位，但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過渡期。「我非常焦慮，」她說。「任何輕微的震動、聲音或任何不熟悉的東西都會讓我感到恐懼。」

羅德里格斯指出，今天空乘工會提供的那種緊急事件支持可能會對當時的她有所幫助。「我們和乘客有著同樣的感受，」她說。

空乘人員工會協會員工援助項目主任希瑟·希利說，公眾可能錯誤地認為空乘人員不會受到飛行帶來的情感創傷。隨著時間推移，重複發生的事件會加重可怕經歷的影響，任何人都是這樣。「與其說每件事都在加固你的盔甲，不如說它們都在給你的盔甲增添裂縫，」她說。

希利說，醫護人員和警察等急救人員經常會被提供在其他環境中工作的機會，讓他們在創傷事件發生後重新得到復原能力，但空乘人員沒有同樣的恢復期規定。「要麼回到飛機上，要麼不回。」

對一些人來說，這種創傷會持續多年，無論是在飛機上還是在飛機下。2016年，在從波士頓飛往芝加哥的航班上，艾瑪·拉扎羅夫乘坐的飛機突然暗了下來。飛行員通過對講機緊急通知空乘人員就座，飛機開始搖晃，發出巨大的響聲。飛機感覺像在俯衝。「我們被甩到座位上，」拉扎羅夫說。「機艙裡到處都是行李。每個人都以為自己會死。」經過大約五分鐘的混亂，飛機似乎在上升，窗外黑色的天空漸漸露出了夕陽。飛機安全著陸了。

今年32歲的拉扎羅夫不知道事故的原因——飛行員沒有告訴乘客，航空公司也沒有告訴她——但這件事已經造成了嚴重而持久的影響。飛行後不久，她開始出現驚恐發作、閃回、噩夢和噁心的癥狀，這些癥狀一直持續到今天。今年，她終於被診斷出患有創傷後應激障礙；阿普唑侖有助於她的繼續飛行。「總的來說，我比以前易怒得多，」拉扎羅夫說。「我有一種非常誇張的驚嚇反應——如果有人放下一隻杯子，我會嚇得尖叫。」

今年35歲的雅各布·莫頓說，2016年從聖路易斯飛往洛杉磯的航班「在我的腦海裡烙下了印記」。飛機起飛幾分鐘後，他聽到了類似爆炸聲的聲音。憑藉航空航天工程的背景和之前的飛機設計工作，他正確地猜出飛機撞上了一隻鳥，他知道這種情況並不嚴重，飛行員都接受過這方面的訓練。但當引擎停止運轉，他聞到了煙味，飛行員指示空乘人員做好準備時，每個人都驚慌失措——他也一樣。「從那以後，每次起飛我都緊緊抓住座位，緊張得發抖，」他說。他會一直關注速度和高度，這得益於他對飛行力學的了解，但他能做的也只有這些。「我只是咬緊牙關熬過去，」他說。

今年61歲的瑪娜·加特林從小就開始坐飛機。她的祖父是一名飛行員，在一次飛機失事中倖存。她說，20多歲的時候，她經歷了兩次事故，一次是劇烈的湍流，另一次是飛機液壓系統出現問題，導致飛行員指示乘客採取墜機姿勢。她說，那一次，飛機著陸「又猛又快」，但是很安全。

2001年的9·11恐怖襲擊進一步加深了她的恐懼。「這��我帶來了全新的焦慮心理障礙，」她說。「我不再坐飛機了。」2008年，為了不讓兒子繼承她的創傷，加特林參加了心理治療，以便能帶全家去舊金山。她十分恐懼，但還是挺過來了。

加特林多年來嘗試了很多治療方法，包括催眠和一個針對害怕飛行者的項目，她沒能完成該項目，因為需要登上短途航班。她甚至諮詢了一位靈媒，後者告訴她，她在前世經歷過一次飛機失事。

「我希望能說我有了很大進展，但事實並非如此，」她說。

她現在偶爾也坐飛機，雖然還是放鬆不下來，這要歸功於她有了自己的一套方式：在來到機場之前吃一片安定，在飛機上做呼吸練習。她盡可能預定最早的航班，因為早上的顛簸少一些。到達目的地的第一天，她會在酒店裡減壓。

「我的情緒被掏空了，」她說。「這種心病就是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