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羅訴韋德案真的被推翻，如何繼續爭取墮胎權利？
週一晚間洩漏的最高法院推翻羅訴韋德案的意見書草案並非最終版本。但待塵埃落定時，美國的女性可能會得出結論，她們已經失去了墮胎的權利，就像海明威筆下的一個人物形容他的破產一樣：先是逐漸地，然後突然就身無分文了。
如果類似洩漏草案那樣的意見成為了法律，將不僅僅是反墮胎團體及其共和黨盟友數十年競選、訴訟和提名保守派法官的結果，同時這也是在用一項單一的裁決推翻已經確立的憲法權利，該權利曾令世界各地的墮胎權利活動人士振奮不已。
因此，這個意見稿也提出了一個與各地的活動人士息息相關的問題：通過法院尋求墮胎權的保護，而不是建立那種能夠推動立法勝利的群眾運動，這個策略的風險是不是比當初看到的要更大？
出人意料的羅案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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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很難想像，但在1973年羅訴韋德案作出裁決的時候，墮胎對美國右翼來說並不是一個主要問題，甚至對福音派基督徒來說也不是。
事實上，在羅案發生的兩年前，南方浸信會投票通過了一項呼籲將墮胎合法化的決議。儘管兩黨在這一問題上存在分歧，但反對墮胎者當中以天主教徒為主，而他們傾向於投票給民主黨。
但沒過幾年，情況就發生了變化。這種轉變並非由墮胎本身推動，而是由廢除種族隔離引發。在最高法院下令南方的學校廢除種族隔離後，許多白人家長把子女從公立學校轉去全白人的私立學校，也就是所謂的種族隔離學校。在黑人家長進一步提起訴訟後，國稅局取消了這些學校的免稅資格，這在白人福音派基督徒中引發了廣泛的憤怒，這促使他們成為了美國政治中強大的保守派力量。
公開反對廢除種族隔離的做法不為社會所接受，也不為更廣泛的聯盟所認可。但反對墮胎卻可以。墮胎權與布朗訴教育局案以及其他民權案件的程序相似，都是利用有影響力的訴訟在最高法院贏得憲法保護，從而推翻州法律。因此，批評羅案就成為了無需極力反對民權或廢除種族隔離，就可以談論「政府越權」、「州權」和「保護家庭」必要性的方式。
多年來，這種強烈反對越來越多。但墮胎權似乎仍然相對安全，尤其是在最高法院於1992年在計劃生育協會訴凱西案中再次確認這一點之後。即使面對日益增長的政治反對，墮胎權在美國仍然受到保護，這似乎表明理應通過法院尋求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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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人類學家朱莉·祖爾弗在哥倫比亞研究圍繞生殖權利的行動主義，他說，通過法院追究這一問題，讓活動者可以部分規避圍繞該問題的有爭議的政治。「在和平進程中，一切都變得兩極化，」她說。
2016年，哥倫比亞政府就與FARC游擊隊的和平協議舉行了全民公投。為了削弱公眾對該協議的支持，包括前總統阿爾瓦羅·烏裡韋在內的保守派政客試圖將協議草案與墮胎、學校的性別教育和其他有爭議的社會問題聯繫起來。
「一旦和平公投開始進行，就變成了，如果你這次投贊成票，你就是在投票讓你的孩子變成同性戀，你就是在投票反對國家。你投票反對國家和家庭的理念。其中摻雜了女性權利或獲得生殖權利等問題，」祖爾弗說。
在墨西哥，總統安德烈斯·曼努埃爾·洛佩斯·奧夫拉多爾一直激烈反對墨西哥女權運動，他認為該運動對他的民粹主義政府充滿敵意。但經過多年的基層組織，該國最高法院於2021年將墮胎合法化。
法庭靠不住
但正如羅案的通過和抵禦反對的能力似乎為墮胎保護規劃了一條道路，它現在可能會遭受的失敗凸顯了司法保護的一個潛在弱點：它本質上取決於法庭的構成。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構成是會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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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共和黨選民對墮胎的反對推動了數十年來在司法系統各級任命和選舉保守派法官的努力。結果，如今最高法院的保守派絕對多數不僅看起來要推翻羅案，而且在包括投票權在內的其他問題上也急劇右傾。
在波蘭，未能在議會上通過限制性墮胎法的極右翼民族主義政府轉而求助於憲法法庭，那裡有許多對執政的法律與公正黨友好的法官。2020年10月，法庭有效地將失敗的立法寫入憲法。
有時，訴訟本身就失敗了。2010年，許多人認為，在歐洲人權法院對愛爾蘭的墮胎限制提出挑戰可能會成為歐洲的羅案。但法院只作出了一個適用性有限的程序決定。
還是得行動
最終可能還是要靠行動主義。在世界範圍內，出現了一種模式：成功的運動將墮胎視為更廣泛的國家認同問題的一部分，並依賴於經驗豐富的活動人士持續組織。
2012年，在愛爾蘭，一位名叫薩維塔·哈拉帕納瓦爾的年輕女性因為被拒絕進行醫學上必要的墮胎而身亡，她的死成為墮胎權利運動的集結口號。2018年，該國舉行了修改憲法使墮胎合法化的全民公投，以超過66%的支持率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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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哥倫比亞一樣，愛爾蘭活動人士試圖將墮胎問題歸結為國家和社會認同的問題。但這一次，情況發生了逆轉：在愛爾蘭，最成功的身份認同主張是支持墮胎權的一方提出的，他們將生育權利界定為愛爾蘭的歐洲身份的一部分。
「圍繞愛爾蘭墮胎權運動的框架是關於同情心，以及愛爾蘭必須成為歐洲同情心的表率，」研究過愛爾蘭墮胎權運動的丹佛大學政治學家瑪麗·貝裡說。「它比英國更富有同情心，因為英國變得越來越保守，尤其是在保守黨政府的領導下。而我們身處歐盟，代表著一個進步的歐洲。」
但是，這場運動成功的關鍵可能在於，它將這種有吸引力的信息與更激進的女權主義團體組織經驗結合起來。「當我在愛爾蘭與活動人士一起做研究時，讓我震驚的是，關於墮胎權的整個『廢除第8條』運動的組織節點，實際上來自於無政府女權運動，它比自由主義女權運動更深地植根於環保運動，」貝裡說。「當然，大多數投票支持的人並不屬於更左派的組織節點。但這確實是讓一切成為可能的運動的核心。」
在阿根廷，「Ni Una Menos」（「一個女人也不能少」）運動也是這樣，在持續、長期的組織活動中，將墮胎權利置於公正社會的大背景下，宣傳缺乏安全合法的墮胎屬於暴力侵害婦女這一更廣泛的問題。2018年，一項使墮胎合法化的法案失敗了，但在2020年，阿根廷實現了墮胎合法化，使阿根廷成為拉丁美洲實現墮胎合法化的最大國家。
相比之下，在美國，自1973年羅案裁決以來，合法墮胎一直是現狀，使它很難成為這種長期群眾組織的目標。
「我認為本土動員，一些更先進的種族平等工作，還有佔領運動，所有的這些運動中的左翼節點都沒有把墮胎權作為宣傳的中心，因為自70年代以來，它在憲法上或多或少是一個已經解決的問題，」貝裡說。對於其他關注生育權利問題與種族和階級問題交集的組織來說，「墮胎問題一直存在，但它不是唯一的訴求，」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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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中間派組織和民主黨政治人士往往將墮胎定性為一種不幸但有必要的醫療保健服務，應該是「安全、合法和不常見的」，並將活動重點集中在如何獲取墮胎醫療的問題上。對於在農村地區或一些州內的女性來說，這往往至關重要，因為那些地區繁瑣的法規使墮胎在實踐中基本上無法實現。但這些活動並沒有產生在愛爾蘭等國家行之有效的那種基於身份的大眾吸引力。
因此，今天，隨著羅案裁決顯然處於被推翻的邊緣，美國的活動人士正在考慮，如何才能按照「一個女人也不能少」運動那樣創建自己的大規模運動——以及能在為時已晚之前還能取得什麼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