擇優還是「拼爹」？研究揭示美國精英大學招生偏好
精英大學裡向來擠滿了最富有家庭的孩子：在常春藤聯盟學校，六分之一的學生的父母屬於最富有的1%人群。
週一發布的一項大型新研究表明，這並不是因為這些孩子的平均成績更出色或參加了更難的課程。他們往往擁有較高的SAT分數和精心打磨的簡歷，申請率也較高，但即使考慮到這些因素，他們的比例仍然過高。對於擁有相同SAT或ACT成績的申請者來說，來自前1%家庭的孩子被錄取的可能性比普通申請者高出34%，而來自前0.1%家庭的孩子被錄取的可能性是普通申請者的兩倍多。
這項研究是由Opportunity Insights發起的，這是一個由哈佛大學研究不平等問題的經濟學家組成的團體，該研究首次量化了擇優錄取的大學錄取過程中，富有本身在多大程度上成為一項資質。
該分析基於1999年至2015年幾乎所有大學生的大學入學和父母的聯邦所得稅記錄，以及2001年至2015年的標準化考試成績。它重點關注八所常春藤盟校，以及史丹佛大學、杜克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和芝加哥大學。它增加了一個意義非凡的新數據集：12所大學中至少三所大學的詳細、匿名的內部招生評估，涉及50萬申請者。（研究人員承諾為數據匿名，沒有透露共享數據的大學名稱，也沒有具體說明有多少大學共享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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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數據顯示，考試成績相同的情況下，大學優先考慮校友子女和招募的體育生，並給予私立學校孩子更高的非學術評分。這項研究結果得出了迄今為止最清晰的圖景，展示了美國精英大學如何實現財富和機會的永久代際轉移。
「我從這項研究中得出的結論是，常春藤盟校沒有低收入學生，因為它不想要低收入學生，」哈佛教育研究生院經濟學家蘇珊·戴納爾斯基說，她查閱了數據，但未參與該研究。
研究顯示，實際上，這些政策相當於針對1%人口的孩子的平權法案，他們的父母年收入超過61.1萬美元。在最高法院裁定基於種族的平權法案違憲後，大學被迫重新考慮其招生程序。
「美國這些嚴格挑選學生的私立大學是否會從高收入、有影響力的家庭中招收孩子，並基本上是在引導他們在下一代中保持領先地位？」哈佛經濟學家拉吉·切蒂表示，他是Opportunity Insights的負責人，與布朗大學的約翰·N·弗里德曼和哈佛大學的戴維·J·戴明共同撰寫了這篇論文。「把這個問題反過來看，是否可以通過改變被錄取的人來使我們社會中處於領導地位的人多樣化？」
幾所大學的代表表示，收入多元化是當務之急，自2015年研究數據結束以來，他們已採取重大措施招收低收入學生和家中的第一代大學生。這些措施包括對收入低於一定數額的家庭免收學費；在經濟援助中只提供贈款，不提供貸款；積極從落後的高中招收學生。
「我們相信，美國的各個收入分布區間都存在人才，」普林斯頓大學校長克里斯托弗·L·艾斯格魯伯說。「我為我們在普林斯頓大學為增加社會經濟多樣性所做的努力感到自豪，但我也相信我們需要做得更多——而且我們會做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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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平權法案
在平權法案一案的協同意見書中，尼爾·戈薩奇大法官談到了優待校友和捐助者子女的做法，這也成為一個新案件的主題。他寫道：「雖然他們表面上也表現出種族中立，但這些偏好無疑對白人和富有的申請者最有利。」
研究人員表示，新論文沒有包括按種族劃分的錄取率，因為之前已有這樣的研究。他們發現種族差異並沒有影響結果。例如，當只考慮某一種族的申請者時，來自最高收入家庭的申請者仍然具有優勢。然而，收入最高的1%人口絕大多數是白人。一些分析人士提出按階層實現多元化的做法，這是無需平權法案的情況下實現進一步種族多樣性的一種方式。
新數據顯示，其他擇優錄取的私立大學，如西北大學、紐約大學和聖母大學，富裕家庭的孩子佔比也格外高。相比之下，旗艦公立大學更加公平。在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和維吉尼亞大學等學校，分數相當的情況下，父母高收入的申請者被錄取的可能性並不比低收入申請者高。
不到1%的美國大學生就讀於這12所精英大學。但這些大學在美國社會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12%的財富500強首席執行官和四分之一的美國參議員曾在這些大學就讀。收入最高的0.1%人群中有13%也是如此。研究人員表示，對這些大學的關注是有必要的，因為它們提供了獲得權力和影響力的途徑，而錄取學生的多元化有可能改變將來誰成為美國的決策者。
研究人員進行了一項新型分析，衡量就讀這些大學是否會為將來的生活帶來成功。他們將那些上了候補名單後被錄取的學生與那些沒有上候補名單而去了另一所大學的學生進行了比較。他們的發現與之前的研究一致，即就讀常春藤大學而不是排名前九的旗艦公立學校之一併不能顯著增加畢業生的平均收入。然而，就讀常春藤確實將學生未來收入進入前1%的預測概率從12%提高到了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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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收入，就讀常青藤帶來的其他方面影響甚至更大——它使進入頂尖研究生院的估計概率增加了近一倍，進入國家新聞機構和研究醫院等頂尖機構工作的估計概率增加了兩倍。
「當然，這只是一小部分學校，」戴納爾斯基說。他研究過大學招生，並與密西根大學合作提高低收入學生的入學率，偶爾還為《紐約時報》撰稿。「但群體代表的存在很重要，研究結果表明常春藤盟校的影響有多大：政治精英、經濟精英、知識精英都來自這些學校。」
消失的中產階級
研究發現，富有的申請者所獲得的優勢因大學而異：在達特茅斯學院，來自前0.1%的學生在考試成績相同的情況下入學的可能性是普通申請者的五倍，而在麻省理工學院，其入學可能性與普通申請者無異。（來自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往往有更高的標準化考試成績，並且更有可能接受私人輔導，這一事實表明該研究實際上可能低估了他們的入學優勢。）
SAT成績在1500分或以上的學生的家庭收入分布。平均而言，富裕家庭的孩子分數更高。
但精英大學學生的家庭收入分布更加不均勻，尤其是來自最富有家庭的學生。
來自最富有的1%家庭的學生獲得了最大的優勢：他們占精英大學學生的六分之一。
對於這些學校來說，1300分以上的學生是更具代表性的群體，將這一群體進行比較時，差異甚至更大。
來自年收入低於6.8萬美元家庭的高分成績申請人也比普通申請人更有可能被錄取，儘管這樣的申請人較少。
大量申請者是來自中產和中上階層家庭的孩子——包括高收入社區公立高中的孩子。但就個體而言，在成績相同的情況下，他們被錄取的可能性低於家庭財富頂尖的學生，在一定程度上也低於最貧窮的學生。在這方面，這些數據證實了許多一般富裕的父母的感覺：讓孩子進入精英大學越來越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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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分布嚴重偏斜，有很多接受佩爾助學金的孩子和很多不需要資助的孩子，而沒有居於中間的孩子，」一位常春藤盟校招生主任表示。他看到了新數據，為了能夠公開談論這個過程而匿名發言。「你總不能跟人說有多少個年收入超過20萬美元的家庭有資格獲得經濟援助，那在公關上是沒好處的。」
研究人員能夠��看1999年至2015年間美國幾乎所有大學生的SAT或ACT成績，他們申請了哪些大學，最終去了哪所大學，以及他們是否獲得針對低收入學生的佩爾助學金。他們還可以看到父母的所得稅記錄，這使他們能夠比以前的任何研究更詳細地按收入分析入學情況。他們使用匿名數據進行分析。
幾所精英大學還共享了內部招生數據，研究人員能夠看到2001年至2015年間學生申請的其他方面，包括招生辦公室的評分。他們重點分析了最近幾年（2011年至2015年）的數據。
儘管這類數據僅來自12所頂尖大學中的少數幾所大學，但研究人員表示，他們認為這代表了這類大學中的其他大學（麻省理工學院除外）。他們說，其他大學招收了更多來自高收入家庭的學生，表現出對傳承生和招募體育生的偏好，並在與研究人員的對話中描述了類似的招生做法。
「沒有人擁有過這樣的數據；這完全是聞所未聞的。」在大學招生課題上做出了知名研究的密西根大學教育學院教授麥可·巴斯特多說道。「我認為首先要能夠誠實、坦誠地看待數據，真心要改革制度的話，這一點非常重要。」
最富有的學生是如何獲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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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這項研究之前，大學在招收更多富有學生是顯而易見的，但不知道這是否只是因為申請的人更多。這項新研究表明，這就是其中的一個原因：入學率差異的三分之一是因為中產階級學生申請或被錄取的可能性較低。但更重要的因素是這些大學更有可能接受最富有的申請者。
校友子女入學
收入排前1%的人最大的優勢是大學對校友子女的偏好。該研究首次表明，校友子女申請者總體上比普通申請者更具錄取資格。但即使在比較其他方面相似的申請人時，校友子女申請者仍然具有優勢。
當高收入家庭的申請者申請父母就讀的大學時，他們的錄取率比其他資質相似的申請者高得多，但在其他排名前十的大學，他們被錄取的可能性並不高。
「這不是旁枝末節，不僅僅是一個象徵性問題，」巴斯特多談到這一發現時說道。
體育生
收入排前1%的錄取學生中，八分之一是招募的體育生。對於底層60%的人來說，這個比例是十分之一。這主要是因為來自富裕家庭的孩子更有可能參加體育運動，尤其是只在某些大學開展的那些較為冷門的運動，比如賽艇和擊劍。該研究估計，體育生的錄取率是具有相同資質的非體育生的四倍。
「人們普遍存在誤解，想到的是籃球和橄欖球，並認為是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努力進入名校的方式，」巴斯特多說。「但招生負責人知道體育生的家庭往往更富有，所以這是雙贏。」
非學術評分
還有第三個因素推動這些大學錄取最富有家庭的申請人。該研究涉及的大學通常會根據申請人的學術成就和更主觀的非學術品德（如課外活動、志願服務和人格特質）給出分數。考試成績相同的情況下，家庭收入排前1%的學生並沒有獲得更高的學業成績。但他們的非學術評分明顯更高。
在其中一所提供了招生數據的大學，家庭收入排前0.1%的學生在非學術評分上獲得高分的可能性是中產階級學生的1.5倍。研究人員表示，將每所學校評定非學術資格的不同方式納入考量後，他們發現其他提供了數據的大學也存在類似的規律。
招生委員會給來自私立非教會高中的學生更高的分數，成為影響最大的因素。在SAT成績、種族、性別和父母收入均相同的情況下，他們被高收入社區公立學校錄取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兩倍。一個主要因素是私立高中升學顧問和老師的推薦。
康乃爾大學前招生主任小約翰·摩根內利創辦了常春藤盟校招生辦公室，他在那裡為高中生申請大學提供建議。「家長們不假思索地說，一個孩子之所以能被錄取，是因為他是管弦樂隊的首席，田徑隊隊員，」他說。「他們從來不提真正的情況：升學顧問是不是在幫那個孩子疏通？」
他說，私立學校升學顧問的推薦信之華麗眾所周知，升學顧問還會就某些學生的情況給招生人員打電話。
「生源學校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他說。「沒有人會為中低收入學生打電話。大多數公立學校升學顧問甚至不知道這些電話的存在。」
「家境盲審」招生的結束？
總體而言，該研究表明，如果精英大學取消對校友子女、體育生和私立學校學生的偏好，家庭收入排名前1%的孩子將佔班級的10%，低於研究期間那幾年的16%。
報告發現，校友子女、體育生和私立學校的學生在大學畢業後，在收入、考入頂尖研究生院或進入頂尖公司方面並沒有做得更好。事實上，他們通常做得更差。
一位匿名的招生主任表示，改變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我想說，改變的決心比表面上看到的要多得多。只是解決方案確實很複雜，如果做得到，我們早就做了。」
例如，如果許多大學運動隊的隊員幾乎全是高收入家庭的孩子，那麼從不同收入階層錄取體育生是很難做到的。招生主任說，校友子女的錄取可能是最複雜的，因為他們往往資質很高，而且他們的入學對於與校友保持牢固的聯繫非常重要。
這位人士表示，要終止這種偏好，「考慮到校友們的反應，做出這樣的決定並不容易，特別是當你沒有獲得其他常春藤盟校直接同意的時候。」（雖然招生辦公室會對大額捐贈者的孩子做出特殊考慮，但由於數量相對較少，沒有被納入分析中。）
參與招生的人士表示，經濟更加多元化很難實現，除非採取其他措施：結束「家境盲審」招生，這種做法使招生人員看不到家庭的財務信息，這樣他們的支付能力就不再是一個因素。一些大學已經在採取所謂的「貧困扶持性招生」，目的是從低收入群體中選擇更多的學生，但由於擔心遭到批評，他們通常不會公開承認這一點。
常春藤盟校和其他大學最近做出了重大努力，招收更多低收入學生並補貼學費。現在，有一些學校對低於一定收入的家庭提供完全免費的入學優惠，在史丹佛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該低收入線為10萬美元，哈佛大學為8.5萬美元，布朗大學為6萬美元。
普林斯頓大學現有五分之一的學生來自低收入家庭，四分之一的學生獲得全額資助。它最近恢復了一項轉學項目，招收低收入和社區學院學生。在哈佛，今年秋季入學的新生中有四分之一來自收入低於8.5萬美元的家庭，他們不用支付任何費用。大多數新生將獲得一定數目的援助。
達特茅斯學院剛剛籌集了5億美元來擴大財政援助：「雖然我們尊重哈佛Opportunity Insights的工作，但我們相信，在達特茅斯學生的社會經濟多元化方面，我們在這些投資上做的努力和自2015年以來的招生政策講述了一個重要的故事，」發言人賈娜·巴爾內洛說。
旗艦公立學校的招生方式有所不同，使家境富裕學生受益較少。加州大學的學校禁止優先考慮校友子女或捐贈者，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等學校不考慮推薦信。申請這些大學需要提供家庭收入信息，大學可以獲得有關加州高中的詳細信息。申請表審閱者在考量學生情況方面接受過培訓，例如他們在高中時是否工作養家糊口，將其視為「成熟、決心和洞察力的證據」。
麻省理工學院招生主任斯圖爾特·施米爾表示，在精英私立學校眼中，麻省理工學院與眾不同，因為它幾乎不偏向家境富裕的學生，長期以來一直沒有優先考慮校友子女的做法。它確實招募體育生，但這些學生不會受到任何優先考慮，也不會走單獨的招生流程（儘管他說，這可能讓教練們十分不爽。）。
「我認為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人才是平等分布的，但機會不是平等分配的，學生基於家庭收入擁有的機會不同，我們的招生流程旨在將此納入考量，」他說。「我們確實有責任理清人才和特權之間的區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