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英國作家諾曼·安吉爾出版了名著《大幻覺》(The Great Illusion)，書中宣稱經濟進步和不斷增長的世界貿易讓戰爭無用武之地。他認為，國家不能再通過征服來致富：產業工人不能像農民一樣被剝削，即使是小國也可以通過進口原材料並在世界市場上銷售商品來實現繁榮。此外，經濟上相互依存的國家進入戰爭，即使勝利者也將付出巨大的代價。

安吉爾並沒有預測戰爭會立即結束，這保護了他的聲譽，因為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浩劫即將來臨。然而，他希望說服政治家放棄他們的軍事榮耀夢想。他的邏輯意味著國家之間更緊密的經濟聯繫可能會促進和平。

事實上，通過貿易實現和平的理念成為了二戰後西方治國方略的基石。

在我最近的專欄中，我談到了自1948年以來管理世界貿易的《關稅與貿易總協定》。這個貿易體系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富蘭克林·羅斯福的國務卿科德爾·赫爾，他將世界貿易視為和平與繁榮的力量。通往歐盟的道路始於煤鋼共同體的創建，其目標之一是在法國和德國之間創造許多相互依存的關係，使未來的歐洲無法發生戰爭。

但現在，正如我在專欄中所寫，在很大程度上創造了世界貿易體系的美國正在以國家安全的名義對貿易施加新的限制，並公然聲稱它有權隨時這樣做。當川普政府這樣做時，可能還會被認為是一種反常行為：唐納德·川普和他周圍的人是簡單的重商主義者，對現有貿易規則背後的歷史原因一無所知。但你不能這樣說拜登的官員，他們既懂經濟又懂歷史。

那麼這是通過貿易實現和平的終結嗎？不完全是——但這一說法最近失去了很大的影響力，原因有幾個。

不幸的是，威權主義已經在世界上許多國家興起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這部分是因為一些脆弱的民主國家已經崩潰，部分是因為一些專制國家——尤其是中國——在經濟上開放了，但政治上並沒有，部分是因為其中一些專制國家（同樣，尤其是中國）經歷了快速的經濟增長。

至於認為與全球經濟融合本身就是一種民主化理念的觀念呢？這曾是一些西方國家展開經濟外交的關鍵支撐，尤其是大力推崇「以商促變」(Wandel durch Handel)的德國。但只要瞧一眼普丁的俄羅斯或習近平的中國，就會發現這一信條已經坍塌：中國40多年前就開始開放國際貿易，俄羅斯則在30年前開始，但這兩國至今都沒有出現任何轉變為民主國家——哪怕只是建立有力的法治——的跡象。

事實上，國際間的互相依存更可能更推動了正在進行的烏克蘭戰爭。普丁認為歐洲會因為對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而接受他對基輔的征服，這顯然並非無稽之談。

同樣，我並不是說通過貿易實現和平的理念大錯特錯。因為有了經濟一體化，歐洲心臟地帶的戰爭已經變得難以想像（雖然其外圍仍不能倖免）；為獲取原料而發動戰爭的可能性似乎遠不如從前。但「貿易和平論」的理想無疑已喪失很多說服力。

這很要緊。我們生活在一個市場非常開放的世界，但這種狀態不是既定的，也不是必然持續的。我們之所以走到今天，靠的不是必然的經濟規律：當失去政策支持，全球化可能也已經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陷入倒退。我們走到今天，也並非因為經濟學家說服政客相信自由貿易是件好事。相反，當前世界秩序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戰略性思考：是領導人——特別是美國的領導人——認為，一定限度的自由貿易將使世界更容易接受我們的政治價值觀，也讓我們的國家更加安全。

但如今，即使是拜登政府官員這樣的相對傾向國際主義的政策制定者，也不再胸有成竹了。這種轉變是極為深刻的。